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解读胡锦涛讲话

　　2007年9月1日，曾庆红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对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前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决定，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于10月9日在北京召开，而党的十七大将被建议于10月15日召开。

　　胡锦涛“6·25”讲话的听众，仅限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委，以及省部级以上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当期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会议规格可谓非常之高。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辛鸣博士将这次会议看作是十七大的高级干部吹风会。他表示，十七大报告的基本内容会在这次会议上通报酝酿。

　　“6·25”讲话尚未公开全文。从新华社发表的讲话摘要中，我们看到，胡锦涛突出强调了“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定不移”。曾庆红9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将此上升到“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高度。中外观察人士，也从高度概括的这“一个”和“四个”中，捕捉十七大可能出现的政策导向。

　　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被明确写进宪法的国家，每5年举办一次的党代会的重要性毋庸多言。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共最高领导者实现权力交替，胡锦涛成为新的党总书记。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的施政理念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而日渐呈现出清晰面貌。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背后，是最高决策层因应新形势而作出的具体战略部署。

　　我们能够感觉到变化。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举步维艰。此前被忽视和遮盖的诸多问题也开始在短期内爆发和扩散，社会分化加剧，贫富阶层间的对抗成为常态，以至于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表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所传承，有所创新，这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总的政策取向。

　　从即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五年新政―――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系列报道，梳理和解读十六大以来的政治理论创新和政策走向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领域的重大举措。

　　■本报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胡锦涛总书记的‘6·25’重要讲话，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前提，必须落实和体现在改革开放上”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目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兼任校长。

　　作为副校长的李君如，是党内权威理论高参之一。刚到耳顺之年的李君如，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中共政治理论的研究领域。他在2000年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等职。他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思想解放是前提

　　南都：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普遍认为是十七大报告的预演之作。“6？25”讲话的核心是“四个坚定不移”，为什么要着重强调在这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它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君如：这“四个坚定不移”，是一个整体。解放思想是前提，但不是空发议论，必须落实和体现在改革开放上；改革开放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切身利益的奋斗目标。

　　南都：大家都注意到，在“四个坚定不移”中，“坚持解放思想”被放在首位。“解放思想”是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很流行的概念，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以此名义展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即可以看作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现在为什么重提并强调这个概念？

　　李君如：我们所讲的理论创新，简而言之，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符合客观实际及其内在规律的新论断。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的“6？25”重要讲话，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解放思想。他强调，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

　　正确对待现实问题

　　南都：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有什么深意？2004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使改革开放向何处去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一次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否可以看作是对改革争论的再次回应？对改革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不应讳言。比如国资流失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对此应持何种态度？

　　李君如：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二要正确处理，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轻易地上纲上线，否定改革的方向和理论。

　　南都：四个坚定不移中，还包括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当前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吧？

　　例如，和谐社会的提出，按一般学者的理解，是因为当前社会有太多的不和谐因素。有学者说，这是一个“断裂”的社会。社会矛盾的解决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面对这些社会矛盾，是要继续发展，还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上去？在一部分人那里，这成了一个问题。当然，更多的人是既要改革开放，又希望能够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反思和纠偏。

　　李君如：由于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发展；由于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现、新形式，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发展的新思路。党的十六大以来之所以要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所以要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深刻的原因即在于此。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现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对我们党提出的要求。

　　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党中央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已经有过深刻论述。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都是我们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所传承，有所创新，这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总的政策取向。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而又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南都：除了“四个坚定不移”，胡锦涛总书记的“6？25”讲话中受到关注的还有“一个始终不渝”―――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始终不渝”？

　　李君如：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郑重宣示，是我们党的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根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对这两年思想理论界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科学回答。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新成就。同时，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问题也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与此相联系，在党内外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来自这边的或那边的杂音噪音。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的方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有的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腐败为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这一切问题的实质，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回答了这一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

　　南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在中共的政治理论中，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包括在此前的几次改革争论中，也有党内的保守者以此质问中国改革的方向，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事实果真如此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现在举的是什么旗，走的是什么路？

　　李君如：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举什么旗”的问题也愈益突出。胡锦涛总书记的“6？25”重要讲话，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道路问题事关全局。从革命到建设、改革，选择什么道路，坚持什么道路，从来都是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改革攻坚和发展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走什么路”的问题再次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原则问题。

　　党中央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从根本上说，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不只一种模式

　　南都：我曾在日本采访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他说虽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共产党，但是它们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种。现在跟过去不一样，没有了国际共运组织。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也是如此，差别很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君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能多样化。

　　从1976年开始到1985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察夫塔特组织了10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在1983年召开的第8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也遭到了苏联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

　　在1985年的第10次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当然，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中国特色”问题，概括为“多元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准确地反映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弄得不好，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一世纪80年代在东欧和苏联曲折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最终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但是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单一的，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严肃的理论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都：我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与民主社会主义有很大差别。但“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这好像是一个有点过于抽象的概念，有明确的界定么？

　　李君如：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我们的体会是多方面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的旗帜，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的理论旗帜。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恐怕要到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定型之后，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还在实践之中，但其丰富的内涵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现阶段，就是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历尽曲折和成功，在改革开放中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链接

　　■声音

　　在中国，思想解放或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变化，有助于更加准确地预测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

　　就政治理论而言，以下这些新的观念，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观念包括以人为本、人权、私有财产、法治、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和全球化。”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治发展前景”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进还是退？―――“第三次改革争论”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

　　几天后，在“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针对的是自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由国企产权改革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大讨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全面走向公开，化为全社会的一次反思，并引起海外对中国改革方向和力度的争论和解读。

　　争论的一些声音如下：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这次改革争论的大幕。

　　●2004年9月13日，“主流派”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和林毅夫分别接受媒体专访，反驳郎咸平的观点。而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非主流派”教授则联合发表“产权改革风向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改革”观点开始流传，7月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部一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将反思医疗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

　　●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于2005年7月15日在网上发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谈话》，强烈批评当前西方经济学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的局面。

　　●2005年10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发表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向全国人大写公开信，质疑物权法草案“违宪”。此信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2005年11月25日，《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在《财经》杂志刊出。

　　●2006年2月11日，吴敬琏参加经济学家50人论坛，发表题为《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对改革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他正言，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

　　●2006年春节后，“皇甫平”在《财经》杂志上发表评论《改革不可动摇》。

　　……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争论，当真理和误解都暴露在阳光下时，社会发展的前路逐渐清晰。

　　资料来源：2006年3月16日南方周末《2004-2006“第三次改革论争”始末》

　　采写：本报记者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