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生的乞丐调查手记

  　文/徐洪业

　　有人说，我们是娇弱的一代，是温室里长大的经不起风雨的苗子；

　　有人说，我们是平庸的一代，是被高考就业压得喘不动气的奴隶；

　　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沉溺网络，崇拜金钱，没有信仰……

　　作为“八零后”的一员，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一些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科技大学附近的天桥上邂逅一个老年乞丐，并装扮成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走近了她。我的这段经历成为同学笑谈的同时，也得到了学院老师的赞扬——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在学校本科生科技创新项目(SRTP)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分别立项，申请到了3300元经费。接着，又试探性地在校内网上发帖招募团队。最后，我们16名调查队员组建了“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调查团”，走进流浪乞讨群落。

　　面对城市乞丐这一特殊的群体、城市的痼疾，我们不是媒体，热衷于“职业乞丐日赚上千”的炒作；我们不是激进的人权主义者，狂热于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只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认识这个群体。

　　作为此次调查的总负责人，我的座右铭是：永远聆听来自最底层的呼唤。

　　寒假的一次冲动

　　2006～2007年寒假，由于学院工作需要，我放假后并没有回家。一次从外面回来，校门口过街天桥上一位乞讨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跪在地上，身着农村老奶奶常穿的那种紫色大褂，手里拿着一个多处掉瓷的饭缸，向每一个路人晃动着，饭缸里硬币撞击缸壁的声音和老太太嘴里絮叨着的含混不清的话语，与大城市繁忙的交通噪音一起，构成了天桥一处独特的交响乐。从她身边走过时，脑中突然涌起一个问题：这样一位老太太，究竟是如何在繁华的大都市中生存的？

　　回到宿舍后，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她住哪？有儿女么？她这样一天能赚多少钱？为什么来北京乞讨？万一生病了甚至去世了怎么办……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无意中看到自己写在床棂上的字：永远聆听来自最底层的呼唤。

　　第二天，我去学工办拿了DV，用一个“恰恰瓜子”的包装袋将机器伪装起来，接着，又搜罗了几件破衣服穿在身上，装扮成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又在天桥上找到了那位老太太。

　　我走到她身边，将一元钱放到她的饭缸里，用山东方言问：“大娘，您家哪儿的啊？”

　　她有点警惕地抬头看了我一下，反问我：“你是这里的学生？”

　　我立马回应说“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咋跑出来的？”我的回答引起了她的兴趣。

　　“考试考得不好，不想上了，跑出来散散心。”我继续着早已计划好的谎言。

　　“那你家里人知道你来么？”老太太开始关心起我来，但目光停在路人身上。

　　“不知道，我偷着跑出来的。”我小心地说。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吗？”她放下自己的饭缸，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我。

　　当我大口吃下她从包里摸出的一块粘满灰尘的油饼后，成功赢得了老太太的信任。

　　整个下午，我都一直陪坐在她身边，默默地看着她“工作”。下午三点左右，老太太趁路人不多的时候跟我絮叨起来：

　　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媳妇儿整天和我打仗(打架)。我受不了这个气，一个老乡就带我来北京拾破烂，说在北京拾破烂挣钱，就带我来这边了，那得有五六年了吧。结果去年我叫一个小面包给把肩膀撞“劈”了，他也不管我了，自己挣够钱就走了，走的那个月的房租也没交，撇下我一个老婆子，人家来管我要钱，我也没有，人家就把我捡的一袋子废纸给拿走了。

　　“房租可不便宜哩！”老太太向我伸出三根手指头。

　　两天里，借着她“工作”的缝隙与她闲聊，我了解到了她今年73岁，安徽人，儿子早逝，媳妇出走，她原先在京靠拾荒为生，后来因为右肩被撞伤而不得不靠乞讨为生，每天的收入大概在10～20元。

　　这次所谓的冲动，引发了我和乞丐们的一段不解之缘。后来，我带领“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调查团”，走进流浪乞讨群落。

　　走上街头，才知路还很长

　　走上街头才发现，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仅在学院路一条路上，我们就接连遇到了因病致贫的困难型乞丐、农闲期间来京乞讨的职业乞丐、身有残疾的街头艺人、伪装成孕妇的欺骗型乞丐……

　　好在队员们都非常聪明，他们很快接近了这些乞丐。

　　傍晚时分，一部分乞丐要“下班”了，我们便开始跟踪他们，以便锁定他们的住处。队员王福磊负责跟踪一个街头艺人，晚上7点多的时候，他看见艺人向信息亭走去，便跟了上去，亲眼目睹了这个街头艺人将钱交给一位小伙子的情景，但同时也引起了那个小伙子的注意。近8点时，艺人坐上了392路公交车，那位小伙子再次出现，让也在车上的王福磊措手不及。果然，那小伙子带着艺人在蓟门桥北下车了，见王也跟着下车，便走到王福磊身边，若无其事地问王福磊是做什么的。王只好也“若无其事”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这样，跟踪计划夭折。

　　我和队员王毅、张越对一位背黄色口袋、带着小孩的乞丐进行跟踪。我们3人眼力都不是很好，

五道口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因此我们经常失去跟踪目标。老太太耀眼的黄色口袋，成了我们在茫茫人海中识别她的唯一依据。跟到北航天桥的时候，王毅突然对我说：“头儿，那孩子怎么不见了？”我和张越赶快跑近她四处观察，果然没有发现刚才的那个孩子。这时，老太太在天桥上坐下来，又开始“工作”了，我们便以为她让孩子先回家了，自己再在天桥上要一会儿钱，于是继续“陪”她。两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那大黄口袋不会有错啊！”我们疑惑地向她走去，才发现这个乞丐并非我们先前追踪的那个，只有她背的口袋与我们先前跟踪的老奶奶的一模一样。

　　两个乞丐用一样的口袋也许并非偶然。我们将错就错采访她时，惊喜地发现，这位乞丐是同我们先前跟踪的老太太一起来京的，同行的还有两女一男3人，但是由于北京实在太热，他们决定明天回去。

　　访谈结束后，我们决定继续跟踪她，寻找他们的住处。这个女乞丐在9点左右终于从地上起来，开始往“家”移动，但走到北医三院对面的肯德基又停住了，开始是趴在门口，后来干脆倒下睡着了。我们3个索性走进肯德基，一人要了一杯饮料，透过透明窗户监视她。十点半了，尽管我们都在心里乞求女乞丐赶快“下班”，但她仍旧没有要动的意思。我便叫其他两位队员先回去，自己继续跟踪。夜里12点，她终于爬了起来，走了没多远，就和远处来的一个40多岁的男乞丐搭上了腔，说了几句话后，她又回到了肯德基门口，看来是准备通宵了。

　　这样跟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于是决定去转而跟踪这个男乞丐。这个男乞丐带着我在周围社区各个还未打烊的店面转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要了七八块钱的样子，又捡了一部分垃圾，终于回到了住处。我也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白天跟踪过的所有人，将近8个小时的追踪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将行李暂存在北京收废品的老乡那里，晚上回来，在路边铺好凉席，拿出洗漱的脸盆洗洗脚，便一个挨一个在露天睡着了。

　　寻踪北京站

　　北京站乞丐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了一般类型的职业乞丐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乞丐群体——乞讨儿童。北京站的乞讨儿童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父母(一般是母亲)带领，用磕头、抱腿、拉扯等方式向站内旅客强行讨要的小乞丐；另一种则是没有亲人或被亲人遗弃的流浪儿童。对这两种乞丐，队员采用了不同类型的调查方法：对于前者，趁其父母不注意时聊上几句，但由于这些孩子大都被叮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因此主要采用跟踪观察的方法；对于后者，则要充分利用孩子心理的特点，用激将法诱使其说实话。

　　调查方法确定后，7名队员便分散到候车室的各个角落“守株待兔”。

　　但是，这些抱腿的小乞丐“训练有素”，在攀谈中一句话也不肯多说，我这里汇集上来的信息，仅仅是孩子们的年龄和家乡。我们只观察到孩子们大致的作息时间和他们与带着自己的大人较为亲密的关系；队员常文涛发现他们交钱的地点往往是固定的；石立雄注意到有“重点对象”(多为香港或境外的旅游团)到来时，家长们都回去找到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到旅游团中讨要；李晓旺则观察到孩子们中间年龄较大的扮演了带头人的角色，他们有时负责将钱汇集起来交给大人或寻找比较可能成功的对象让年龄较小的去讨要。在接下来几天的调查中，我们又发现孩子们大多整点集合一次，向大人们交钱，徐磊还追踪他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巷子中，拍到了一个胖女人和五个孩子一起吃饭的情景。至此，我们对北京站抱腿小孩乞讨的基本情况就有了一定把握。

　　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儿童乞丐的调查就显得容易了很多，因为他们背后并没有大人“盯”着，一个小把戏就能让他们说实话。最成功的案例当属我们与一个叫张浩的小乞丐的接触。张浩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我们遇见他时，他正拿着一张展开的烟盒纸向旅客乞讨，纸上写有他的“身世”：“尊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你们好！我是湖北的，妈妈去年得病死了，爸爸老是打我，我从家里跑了出来，求求好心人帮帮我，给我点钱或吃的吧。”开始时，他挪到我这里，让我看这张纸，我给了他一块钱，他拿了钱走开后又缠上了我们的一名女同学。我走过去轻轻踢了他一脚说：“你这个小骗子，骗人都不会骗，听听你，满嘴哪有点湖北口音啊！”我蹲了下来，一把将他手中的烟盒纸夺了过来，边看边说：“你这样写，人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谁会给你钱啊？”“那你说怎么写？”他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递给我，又递给我一张废报纸。就这样，我们逐渐聊了起来。

　　在赢得小乞丐的信任后，我有机会浏览了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几件旧衣服、一双新袜子、一条新内裤，一把水果刀、一个手机式样的手表，一个折叠式的钱包(里面装有两张平整的十元钱)，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本带有拼音注释的《孟子》。我把书拿了出来，问他这书是怎么来的。他说这书是从地摊上买的，五块钱，还要给我背一段。虽然我嘴上说他都16 岁的人了还看拼音读物真不嫌丢人，心里却对这位小乞丐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其实，他来自山东德州，由于小儿麻痹症，只上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了，去年6月母亲患羊角疯去世，狠心的父亲续弦后于今年3月将他扔到北京站便一去不回，他为了生存，只有靠乞讨。跟我们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一个孩子应该有的眼泪和不应有的对父亲的恨。

　　“我爸想让我死，没门儿！大哥，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啊！我就住宣武

医院后面，天天下馆子。每天十多点才起，晚上六七点就回去，怎么也能赚三五十块钱，我告诉你，大哥，老子我有钱！(由于激动，他说得有些夸大，后来我们得知，所谓下“馆子”其实是要到饭店的剩饭，他的收入也不过200元上下)不骗你，从我3月份过来，我攒了600块钱了。你看我身上干净不？我隔两天就去动物园洗一个澡，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了……”

　　就这样，他一直迷迷糊糊地跟我说到九点多，看到自己的包破了，就让我去给他找一个大一点的塑料袋。等我去给他找回塑料袋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躺在车站临时候车处两排座椅间的地板上睡着了。

　　混入救助站，我们与乞丐零距离

　　调查在进入8月份时遇到了难题，由于奥运测试赛的缘故，北京市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集中救助，大部分乞丐都被收容或救助，街头调查进行异常缓慢，队员们经常跑了一天都空手而归。

　　8月5日晚，我毅然决定以受助人员的身份进入救助站。说干就干，我和团队另一名同学邵新换了一身民工的行头，编造好了属于我们的“悲惨故事”，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北京市S区救助站里住下了。

　　我们进入救助站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通过与“受助”乞丐的零距离接触，真切感受乞丐内部的群体文化和群体心理；其次，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疑惑寻找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多数乞丐拒绝进救助站？

　　由于我们也是“乞丐”，加之救助站里的受助人员白天都无事可做，访谈进行得很顺利。在救助站呆的三天里，我们先后接触了来京上访的老尼姑、以跑站为生的女哑巴、为救助站打工的断臂老人、来京“献宝”的老军人、拉坠子兼算命的“ 兔子嘴”盲人、讨钱治病的淮北父子、人见人欺的小哑巴、腿上打着钢钉的东北大哥、来京闯荡的落魄小伙子王刚、假扮盲人的独眼龙老头、77岁但依旧精神矍铄的长胡子老头、背着儿女出来乞讨的民权县老头、一副傻样但一点不傻的河北中年人、整天嚷嚷着走却始终不肯走的广东妇女……当时救助站里加上我们俩共有22名受助人员，除了几个精神有问题的之外，我们都对其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

　　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都已到手后，便给我的“大舅”(实际上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打了个电话，仓皇逃离救助站。睡了三天的潮湿床铺，我得了感冒还引发了咽炎，邵新的胃本来就不好不知在站内吐了多少回，出来的时候，两人已是满身憔悴，而我们的收获，则是一张密密麻麻记满资料的小纸。

　　就这样，我们一群热血青年在行动着。8月18日起，我们将继续奔赴北京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主要来源地河南省 M县，继续我们的未竟之旅，寻找这一城市痼疾的症结所在。

　　(作者简介：徐洪业，男，1986年生，北京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学生。除作者外，本文出现所有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