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工资涨不涨

　　-观察记者 戚永晔

　　池鱼之困，物价上涨凸显底层百姓困境

　　22岁的小张是台州人，今年刚刚从杭州一所本科院校毕业。父母在家乡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希望他学成回家，但小张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在杭州生活了四年，对这里有了感情。杭州有着家乡不能比拟的机遇和挑战，我很希望留在这个大城市发展。”

　　于是，小张找了份与所学专业很对口的工作。虽然拿着微薄的薪金，但他坚持最初的理想，为留在喜欢的城市而打拼。“为了积累资历，一切从头开始嘛。虽然一个月收入只有1450元，可足够我一个人开销了。”小张给观察记者算了笔账：每个月房租500元、水电上网费100元、吃饭是单位餐厅解决的，不会超过500元；剩下的钱交交电话费、车费、买几件衣服、偶尔和朋友出去“撮一顿”足够了。“每个月都有几百块的积蓄，我老想着，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会好起来的。”

　　“涨价风波，粉碎了我留在这个城市的梦想。”小张有些无奈地表示。7月份，房东突然告诉小张“房租要加到600元一个月”，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紧跟着，单位餐厅的菜价也开始上涨，每个月的伙食费开始超标。

　　“最头痛的是物价上涨，工资却像铁板钉一样纹丝不动。我们几个差不多情况的同事联名向老总反映了生活困境，但第二个月老总只是形式化地给我们加了50元钱，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毕业好几个月了，也要开始办

　　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小张也尝试了换工作、换租房等办法，但最终无功而返。无奈只得向父母妥协，放弃梦想，回到家乡开始了既定的生活。

　　事实上，类似小张这样年轻、有学历、有拼劲、家境好的人，并不能算是社会的最底层。在工资不涨物价涨的社会里，他们还有路可退。但如果是那些真正处在低保线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退路又在哪里？

　　对公众来说，“百分比是多少”，“警戒线是什么”，这些都是乏味和空洞的名词。他们中大多数人甚至还搞不清楚，CPI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相干。真正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是活生生的现实。

　　权威数据表明，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了3.2%，其中8月CPI更是上涨了6.5%。物价指数增长了，人们赖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有没有可能也“水涨船高”，这是不少工薪阶层所关注的问题。

　　物价上涨，特别是生活基础商品价格的暴涨，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可是工资上涨，不少人非但没有感觉，反而激发了百姓对贫富差距的进一步追问和反思：肉价在上涨，粮价在上涨，房价在上涨，几乎所有与民生相关的物品都在上涨。但不管物价怎么涨，那些高收入的人一样消费得起，普通百姓却只能吃不起猪肉吃青菜，吃不起青菜吃腌菜，一步一步后退。

　　社会总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在分配社会资源相对有限的蛋糕上，弱势群体明显失去了更多的份额与竞争力。经济观察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有经济实力和社会主导地位的人，可以把钱转化成房产、地产等等形式。但普通的老百姓却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富余的资金进行保值增值，只能维持日常生活，这样的群体，他们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非常弱。”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物价上涨，最直接受影响的，正是广大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底层群体，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搏牛之虻，工资虚涨难以缓解经济压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422元，到2006年达到2100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2%，比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高2.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

　　但据今年6月份《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杂志就职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人达96.5%。

　　物价上涨，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以致一碗兰州牛肉面的限价就能引来不少人的共鸣。可是工资上涨，非但大多数人没有感觉，反而由此激发了公众对贫富差距的进一步追问和反思：到底是哪些人撑起了中国职工工资上涨的假象？

　　且不说12%的年平均工资上涨幅度依然低于财税收入的增幅，单就由极少的一部分人、由那些垄断行业拉动的工资涨幅来说，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在工资的平均上涨中获益。因而，这个算出来的12%，遮蔽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更没有反映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民间吁求。而只要收入分配没有做到相对均衡，所谓的工资上涨在轮番上涨的物价面前，就既没有说服力，也不具有可信度。

　　追根究底，原因在于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增长的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硬约束”的制度。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重要的要素价格，中国工资收入的增长一直是引人瞩目的话题。可是就目前来看，在工资总体水平不高的国内，不少的底层劳动者拿的都是“最低工资标准”，他们本来就不怎么滋润的日子，在物价频涨面前更加捉襟见肘、进退两难。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用工荒”不断蔓延，在某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不是保护劳动者的工具，反而成了保护少数人的傀儡、增大贫富差距的帮凶。企业为了招人和留人就得提高员工的待遇，但他们却不愿意多出钱。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如“住房补贴”、“交通费”“工龄工资”等本来属于公有企业职工的那些待遇的办法来吸引人。对他们用“固定工资”来蒙人的做法，劳动部门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人家给出的基本工资已经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了。“最低工资”沦为克扣劳动力的工具。

　　尽管各地出台了各种救助低收入者的预案，但这些措施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临时的“救命钱”，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带来的矛盾和压力。

　　他山之石，配合市场变化推进“倍增计划”

　　有人说，解决现状最直接的方式是全面推进“倍增计划”。那么，何谓“倍增计划”？

　　欧美社会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就应成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明确信号，两者应直接挂钩。并且，物价大幅波动时应缩短最低工资的调整周期，比如一年一调。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韩兆洲教授，对该计划有着更鲜明、更独到的见解：“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应该高于CPI指数！”韩教授认为，不仅是最低工资标准，只要是效益正常的企业，其工资增长也应不低于物价指数，这是一种“硬约束”，更是提高工资上升指数说服力的有效手段。

　　正是基于这种规划，社会舆论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着一边倒的拥护，并将其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相提并论。言下之意，当下的中国如果想提高工资，就不能只是象征性地提高一点，而应有个系统的计划，工资增速要赶超GDP增幅、财政收入增幅，工资增幅要超过物价增幅，而不能再像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劳动生产率6年间提高了六成多，但工资却增长缓慢。

　　但是，一个系统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单纯地提高工资那么简单，还应有税收的减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配套措施。我国税收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95%，但社会保障体系却还不完善，使得国民的工资很多要用来支付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支出。所以，要真正提高工资，还要少收税，多提供社会保障，这样方能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其实日本等国成功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给老百姓涨个工资这么简单。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国家减税”、“控制物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比较重要的辅助手段。现在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推行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然也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加工资这个简单的手段，而是要在加工资的同时，极力做好配套措施，让老百姓增加的收入能够安心入袋。

　　在国家减税方面，其实自去年以来，已经有税务部门传递了很好的信号—国家今后可能将根据纳税人实际负担的不同实行区别征税。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物价上涨就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为现实的针对意义。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及时着手考虑相关的配套机制、手段，尽快实现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增长的并驾齐驱。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日前提出，将通过五大措施提高普通职工工资。“倍增计划”呼声正高之时，相应政策的出台就显得既应景而又必需。

　　住房、医疗、教育已经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更是时时刻刻地牵动着普通百姓的神经。应该说，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设法缓解这些问题，比如更加体现公平的新医改方案即将出台、对高房价一波接一波的调控、对教育事业持续的投入。现在国家又给了大家一个希望：要努力把大家的工资涨上来—不用说，这十分让人期待。

　　国家出台政策，把老百姓涨工资的事提上议程，这当然是好事。人们比较一致的期望是：国家是否能够以提高工资为契机，来推动实施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且不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给普通职工提高工资的实力，从刺激内需、以消费而不是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加工资也是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因为物价升了，工资必须上涨，然后居民才有消费能力，才能扩大内需市场。

　　但问题在于，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偏高的前提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谓的提高普通职工工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物价持续上涨所带来的压力？什么时候开始涨？能上涨多大的幅度？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虚心学习日本等国成功的“倍增计划”经验，国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他们也曾经历这样的波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牢记他们的前车之鉴，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另外，在推进的同时，相关配套措施应该跟进；企业的人性化意识和用工道德应该加强；政府对物价的调控更应该雷厉风行。否则的话，即使老百姓的收入比以前增加得更快，也会在物价的持续上涨下消弭于无形，国民实际收入的倍增依然会成为一句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