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造大庙

　　李向平

　　造庙供佛现象这些年已遍地开花。但大寨人建造佛教寺庙，这还是大寨吗？还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吗？

　　很多前往虎头山重寻“大寨精神” 的游客，对“大寨村＋普乐寺”的组合，有点难以接受。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人定胜天、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而非祈求菩萨保佑的佛教关怀。更厉害的批评是，寺庙挺进大寨，导致了大寨的沉沦和信仰危机，而且，普乐寺还是郭凤莲的儿子贾小军一手修建起来的——尽管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一再强调，普乐寺仅是大寨旅游的延伸，它可使游客在山下看到艰苦奋斗，在山上欣赏到历史传说。

　　自毛泽东在1964年称“大寨是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踏足大寨之中国人就络绎不绝。主席一声号令，“全国学大寨！”大寨作为中国理想的典范和圣地，由此走向极端，被推向全国各行各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是大寨精神的原型。然而当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变质为改造人心时，大寨精神就发生了异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根本目的，已不是吃饱肚子，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了。

　　“唯有自力更生，方能实现人心革命化。”陈永贵的农民意识，与“文革”理念有着巨大的亲和力：人变、地变、产量变，关键是人变；斗天、斗地、斗灾害，关键是与人斗。这才是大寨精神模式的本质，当年大寨村头的大柳树下、饭场里的斗私批修，当时的中国人谁不知晓？一句“自力更生”的口号，复制了多少中国人的革命信仰？

　　如同庙里菩萨是香客拜出来的那样，大寨亦是“文化大革命”打造出的大寨。这场特殊的革命，成就了全国学习的大寨。因此大寨精神的实质，即是以农业搞政治，以自然经济建构乌托邦，以自力更生的方法不断复制出中国人认同的农业社会和乌托邦信仰模式。

　　在此模式之中，信仰认同于政治，象征着道德权力的无比威严，经由国家、集体、农业经济、个人崇信的层层打造，大寨信仰模式已累积成为一代中国人固有的信仰结构，难容自由选择。因为这一缘故，大寨精神被看作与佛教信仰格格不入，正如网络上为大寨人叫屈的人所说：“为什么只允许其他地方造庙，不允许大寨修庙？”

　　也许也因为这个缘故，当我走进大寨村，希望了解大寨普乐寺时，大寨村里的导游充满了戒备，担心我会给大寨再找茬儿。我不得不频生疑问：中国人对大寨及其精神，时至今日依然无法真实解读？大寨造庙，就是大寨精神失落和信仰的危机吗？

　　为像章开光

　　大寨的邻村，早就建了不少寺庙。虎头山上，可见邻村武家坪的天启庙。昔阳县还有大庙，信佛者早已不少。即便是大寨人，也约有20多人信了佛；大寨人还有信耶稣的，常去昔阳县做礼拜。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是，大寨人多信财神。门上贴有门神像，商店里供着财神爷。毛泽东和祖宗的像，则供奉在家里。

　　大寨人普遍崇信毛泽东。和陈永贵当年一起大战狼窝掌的一个“穷哥们”亲口对我说，其他神，他都不信。他就信毛主席，每年拜祖宗的时候，他都要对着毛主席像鞠躬、下拜。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更为直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人的今天，毛主席是我们大寨人的财神爷。”更有一个开饭店的大寨女性称：“毛主席就是俺们的存款单。”当我问及普乐寺的修建，是否会影响大寨人对毛主席的信仰之时，他们几乎都摇头，认为信奉菩萨，与信毛主席没有冲突。

　　颇使我惊疑的是，这些朴素的大寨人对于信仰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把对观音菩萨的信仰与对毛主席的崇信分开处理，以为做生意的信财神、信毛主席，不做生意的信奉佛菩萨。

　　大寨人为他们的私人信仰开脱说：“大寨人本就已信财神和祖宗、信毛主席；修建普乐寺，再信观音菩萨，都是好事。那些认为有矛盾的人，都是些老派的观念了。”

　　现在大寨村里的旅游商店中，

周恩来、毛泽东崇拜的痕迹、文化大革命纪念品，处处可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充耳可闻。毛泽东像后，大多贴有观音菩萨像；有的毛泽东像边上还写着“伟人护身”，有的把毛泽东像做成“平安符”。更奇异的，在装有毛泽东像的盒子上面，标有“开光显灵”的字样。为此，一家店主告诉我：“造了普乐寺之后，毛主席像就不用拿到其他地方开光了，普乐寺就能为毛主席像开光。”

　　一名普乐寺的和尚，认真给我作了解释。他说：“崇拜毛泽东与信仰释迦佛，本来就不矛盾。毛主席是佛，佛就是毛主席。毛泽东是一代领袖，释迦牟尼是宇宙的关怀，永恒的精神。”

　　民间底色

　　显然，在大寨人的信仰结构里，依层分别，对毛泽东的崇信和对观音菩萨的信奉，各安其位互不干扰。在毛泽东年代，当信仰作为政治工具，理想成为权力隐喻，大寨信仰别无选择，大多数中国人亦同样如此。然而，透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和民间传统累积成的大寨信仰结构，层层抽丝，依然能够展现大寨信仰的民间底色：这就是今日才浮出水面的观音信仰。

　　普乐寺的

神话传说，声称远古之时，昆仑山一黄虎和东海一白龙，曾在虎头山争斗不已，导致民不聊生。这时观音菩萨为民造福，给白龙、黄虎各自划界，从此在虎腰龙背上开发层层梯田，使大寨人安居乐业。

　　但是“文革”时期，永贵大叔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业绩压抑了大寨人的这一观音信仰。永贵大叔、大寨人对毛主席的崇信，十分容易地就成为了大寨信仰的中心，这种道德权力的信仰，是一种不得不信的强制神圣化过程，别无选择。

　　只是私人式的传统信仰并没死去，虽然在意识形态红色铁桶里层层累积而成的大寨信仰结构中，它们无法表现，但仍得以保留。祭祖宗、送穷节、迎谷神、佛诞辰，福禄寿、招财进宝、五福临门、吉星高照……昔阳民间的佛教信仰很浓厚，信徒很多。

　　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本来就因人而异，很是分散，形形色色。每一个人都会依据他的身份、职业和地位，选择相应的信仰方式。同时，在这种扩散式却又层层累积的信仰结构中，又始终存有一个信仰中心，象征着时代所需要的权力、财富、理想……特别是当其中一种信仰被权力予以强制性的神圣化之后，其他的信仰便不得不被强制世俗化，无法神圣起来。而当原有的神圣信仰一旦失落，那些被迫非常世俗的固有信仰，又会重新变得神圣起来。

　　大寨信仰是永贵大叔用一把镢头挖出来的。何以为继？值得用镢头继续耕耘的土地早已所剩无几了。至于大寨信仰模式，亦非铁桶一个。永贵大叔去世前，就已看好虎头山半山腰上的3块石头做墓地，“别埋在狼窝掌，那地方不好。”而这块墓地，他的穷哥们也早已偷请风水先生为他相好了。

　　事实上，大寨人之中的佛教徒本来就不少。郭凤莲的儿子贾小军皈依佛门之前，曾陪母亲一起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做佛事，这给了贾小军最直接的佛教影响。此后5年，贾小军生意越做越大，佛教信仰亦日益强化，进而发愿要在大寨建一座大寺院。于是这个铁姑娘的后人成为了普乐寺的创始人和大护法。

　　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贾小军可说是一身三任，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宗教精英的资源为一身。他的投资行为，当然也可理解为政治、商业、宗教等三方资源的整合利用。然而，这一投资行为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却不局限于此。

　　虽然虎头山的土地为大寨集体所有，但普乐寺属于个人投资，表达为自由的个人信仰。时代变了，赚钱已经成为个人的事情，信仰亦随之变为个人私事。因此，个人信仰与个人投资，如同借庙挣钱、用钱建庙，在佛教信仰与经济资本之间建构了一种殊胜的交换关系，此乃大寨信仰、以及当代中国信仰的一种特别模式。

　　这一模式，虽常遭至世人批评，但它最值得关注的，是祛除了“文革”那种强制性神圣化的权力信仰关系，进而借助经济选择关系建构了一个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精神空间，使个人可以选择信仰或不信仰。它说明大寨人已经走出了强制性神圣化的“文革”传统，普乐寺也许就是一个象征，隐喻了大寨信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迁。

　　打造普乐寺，属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逻辑。面对大寨这个红色偶像，这种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多元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强制性神圣秩序的固有约束，顺应了经济资本的外在要求而建构了另一种信仰模式：通过利益选择而自由表达个人的宗教信仰。

　　经济力量改变了中国，同样也变迁了中国人、大寨人的信仰模式。这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整合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对于中国信仰的变迁功能，还值得学界继续观察和跟踪研究，但它借助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行动逻辑，其运作方式也有可能变迁为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所以，忧虑的不是谁在造庙，而是这座寺庙的发展如何中规中矩，如法如仪，如何给大寨人的共同富裕与多元信仰带来益处？最令人担心的是，普乐寺会不会因为私人的投资而逐步变质为大寨村的“郭氏大庙”，变成私人的寺庙。

　　危机的并非信仰

　　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多有“精神走私” 特征，往往能够在神圣高压的语境中持续不衰。这是中国人尤为独特的精神活力，既容纳强制性信仰，亦能私下互补，偷偷信仰，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所以，公共权力秩序对这种精神走私型的信仰模式，听之任之，其权力代言人也常常乐此不疲。它所顾虑的，是那种经由无数人的信仰及其共识而自发自主建构起来的制度宗教。

　　大寨人造大庙，大抵上是一种精神走私与个人投资的相互结合，与公共权力无涉，犯不着危言耸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陈永贵。”此言过矣！当然也犯不着去折射大寨人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最危机的，并非这种私人信仰，大寨人自己就没有这样的危机感。

　　最激烈而有代表性的批评，应当是网上针对郭凤莲的一些文字。这种批评，直接指责郭凤莲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当是唯物论者，应当相信马克思主义。为此，她不能支持儿子投资修庙，带头搞迷信。

　　然而，这种批评似是而非。一个宗教学的常识是，造寺庙不等于搞迷信，何况普乐寺的建造具有合法审批手续，而郭凤莲的儿子信仰什么也是他的自由，即便郭凤莲也无权干涉。更要命的是，这种批评，再度把“不信马列信观音” 的双重信仰关系，置于二元对立的冲突场域。它不仅把宗教与迷信、宗教信仰与权力政治搅混在一起，而且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看作是当代中国最危机的事情了。

　　实际上，大寨人的信仰变迁，以一个象征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国信仰的特殊结构，这就是政治信仰与民间、宗教、私人信仰的层累积成，它们并非完全、简单的对立和矛盾。当政治信仰一统天下的时候，这种私人的、扩散的信仰，固然没有选择和表达；但是当政治信仰不再一统人心之时，它就会自发地从中萌生，私下选择，自由表达。

　　此时此刻，如果中国人还是局限在固有的精神铁桶之中，怀念昔日那种强制性神圣秩序，那么他们就会把这种人生信仰的私人选择看作是一种危机，把这种多元化的信仰看作是当下各种中国问题的始作俑者。

　　其实不然。私人信仰既无伤大雅，亦曾有补于公共权力秩序的建构。古往今来，无不如此。特别是伴随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能够把个人的人生信仰与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予以制度分割的时候，三者更应相安无事。因此，危机的不是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如何面对信仰的公共权力、以及不分公私信仰的固有神圣秩序。

　　笔者近日评阅一篇博士论文时看到一则实例，恰好发生在全国学大寨的神圣时代。东北某山庄，学大寨、造梯田，不得不炸毁了村民们敬奉为山神的青龙、白虎石，从此阻断了村民们表达人生信仰的传统路径，使村民的精神生活承受极大伤害，很多青年人不明缘故地先后死去。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一致要求恢复对山神的敬拜，重新祭奉这块青龙、白虎石。但村长和村支书因手中有权而不敢有所作为，只能由村里的老人会出面，重建了这一传统信仰，稳定一方水土。

　　这是民间组织打造民间信仰、安定社会的一个典型，同时也印证了民间、私人信仰的社会意义。没有信仰，反而会构成危机。只要是人们共同选择的信仰，无论它是民间的还是私人的，它们亦能建构一种神圣秩序。一名大寨妇女对我说，为了求子，她一直在家里藏着一座平安辟邪神像。她的解释是：毛主席又没说不让辟邪啊。

　　社会信仰缺失

　　权力类型和经济发展决定了宗教和信仰的兴衰，这是当代中国宗教、中国信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建构宗教和信仰，其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使国家、市场、个人全身心投入；然而社会缺席，缺少民间组织、缺少信仰群体、缺少社会团体。

　　于是制度宗教和私人信仰都不得不依附于市场，或依附于国家权力，以至于宗教不像宗教，信仰不像信仰。其间夹杂了太多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权力的因素。所以，宗教、信仰不得不走世俗之路，而政治、经济、权力却得以再度神圣化。

　　大寨普乐寺就与此类似。它如果是大寨人的信仰共识，由民间组织集资而造，问题就小多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私人资本，使用集体土地、借用公共权力。缺乏了社群的支持，普乐寺当然无法落地而进入民间社会，只能悬空在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本之间左右摇晃难以自主，所以才会遭至这样多的批评和非议。这与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神圣、使用权力打造的意识形态信仰典范，关系微妙，值得琢磨。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大佛教，小信仰”。大佛教，国家、企业、私人的多方经营；小信仰，即把个人信仰无限放大，借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放大。于是，在此大佛教和小信仰之间，粗暴地嵌入了放大信仰的“中间逻辑”，导致私人最得益，社会再失语。

　　最使人感到危机的，是这种“小信仰”的运作方式。它们一旦遭遇那种能把私人信仰加以无限放大的中间逻辑时，所谓个人的、自由的信仰，就会变形、变质。它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可以选择无数的私人信仰方式，但是，这种选择越多中国人之间的个人差异就越大，个个都是自了汉，人人皆为小乘教，始终无法建构整个社会的神圣认同。

　　其实，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缺乏一种能够使中国人基于自由信仰、建构一种真正的神圣认同及其价值共识的模式；不仅仅是个人有了信仰，而是如何去共同地信仰，建构一种合法的信仰群体、组织认同的信仰结构。中国人最缺的，不是个人的信仰，而是“社会的信仰”，缺的是一种身处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信仰模式。

　　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告诉人们，之所以如此，既不是信仰出了问题，亦不是宗教出了问题，而是它们之间的建构逻辑应当转型。在社会缺失的背景之下，“小信仰”一旦做强做大，其中就会出现宗教陷阱。神圣资源的提供和配置不合理，从私人信仰到制度宗教的中间逻辑过分强大，加上多方经济利益的参股经营，自然就会造成中国人特有的“信仰不公平”、甚至对信仰无法认同、信仰不可信任的劣变。

　　否则，中国人的信仰依旧还是非理性的、没有社会效应的巫术式信仰，永远不能成为社会认同的信仰、或宗教中的信仰。

　　(作者为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