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赴非洲 吃饭难买油和米，对父母报喜不报忧

　　远赴非洲 吃饭难买油和米，对父母报喜不报忧

　　新京报：这么痛苦，结束支教后为什么还要去非洲？走得更远了。

　　徐本禹：这个太难说明白了。毕竟我还要读研究生，可能还会读博士，最终也会工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要实现我的愿望最大化。我想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人。在贵州的时候我就想过去海外做志愿者，后来有这个机会，就去了津巴布韦，没有想太多。

　　新京报：在非洲的情况怎样？

　　徐本禹：津巴布韦环境非常美，一年四季都开花，连树也开花。我们在首都哈拉雷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那里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基础设施都不错，一样有高楼。我从贵州农村过去，反而觉得生活条件好，但是我的队友很多都是大城市的大学老师，他们就觉得差多了。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买不到油，又买不到米？

　　徐本禹：那里的生活必需品是政府限价，供应商不供应，经常买不到油买不到米。超市一有货，全是当天就脱销，买面包得排几个小时队，一次还只能买两个。我有时候就委托当地人买米，给他一点小费。每天都是为吃发愁，买不到米，也为了省钱，只能吃玉米和大米混在一起的一种东西，煮饭吃，那个东西很硬，回国之前那顿饭我还在煮这个吃。

　　肉和鱼就更买不到了，菜是吃当地一种类似白菜叶子的东西，很硬，有一点苦，有时候还吃清炒土豆。还好中午都是在单位吃，他们是企业采购，比较容易买到肉，非洲人都是把鸡肉和汤混在一起煮，牛肉烤着吃。反正每天都可以吃饱，但是吃不好就是了。

　　新京报：还觉得那么孤独吗？

　　徐本禹：也是相当、相当闷，但是有同事，有电视，可能也比贵州农村要好一些。津巴布韦的商店平时下午四点半就关门了，周六只有上午开，节假日更是全部关门。所以周末我们就在城里走来走去，城市太小了，走个来回也就一个小时。平时偶尔去逛逛工艺品店，也不买，没钱。

　　新京报：你做的这些事情，父母都理解吗？

　　徐本禹：对父母，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父母也不是完全明白我在干什么。父亲不爱说话，母亲没有文化，我自己也很内向，报喜不报忧。父母最开始也不知道我在贵州的生活，后来看“感动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舅舅还病了，说看了难受。他们对非洲也没有什么概念，就知道穷，有

　　参会计划 关注农村教育和贫困大学生

　　新京报：和你聊天觉得你比同龄人老成很多，像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怎么会说“我热爱劳动”？

　　徐本禹：刚上大学时我在宿舍里这样自我介绍，大家都在下面笑，不理解。我记得当时还说了一句，我的特长是游泳，因为这是我唯一还拿得出的爱好。唱歌也不会，跳舞也不会。那个时候刚刚入校，有个绰号，叫徐大傻。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徐本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同龄人不太一样，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才有意思。

　　新京报：你的大学同学生活可能大都上了轨道，买房买车，成家立业，这些对你会不会造成压力？

　　徐本禹：我的压力最主要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什么，是一直做慈善，还是留校当老师，还是另外找工作？这是自己对自己未来的困惑，不是因为别人的压力。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学生代表能做什么？

　　徐本禹：我知道十七大的程序是要做两个报告，然后要审议这些报告，我想到时候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吧。我是个学生，又一直支教，我想就做一做农村教育和贫困大学生的调研，形成一些东西也可以带到会上去说。

　　新京报：你为十七大做了哪些准备？

　　徐本禹：之前一直在国外，上网每个小时十几块钱，太贵，可能了解得不是太充分。但是我还是把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都下载到电脑里仔细看了，电脑上关于十七大还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有很多我下载的文章，分了已读未读什么的，这段时间我会陆续读完。这个星期一我已经交了办代表证的照片，很快可以拿到代表证了吧。拿了这么多奖，我想这是最大的荣誉。（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