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为什么拍时装

　　中国发展特别快，大的城市，物质文明程度跟国外差距逐渐拉小，但越是这样，精神的部分，文化的部分，越不被人重视

　　本刊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今年3月，纪录片《无用》拍到一半，贾樟柯找到时装品牌“例外(Exception)”的老总，说要是这样下去，“拍出来的故事是不完整的”。这时，他刚刚从2007巴黎时装周回来，拍摄对象就是第一次去这个世界顶级时装盛会的该品牌服装设计师马可。

　　为了把衣服和时装、裁缝和流水线、设计师和艺术家的概念讲清楚，贾樟柯从巴黎回国后拎着箱子立即前往“例外”位于珠海的基地，先和马可进行了长谈，然后到服装加工厂拍摄流水线，然后回到他的老家，影迷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山西汾阳，拍摄那里的矿工和裁缝，以及变成了矿工的裁缝。拍完必须的素材后，贾樟柯用7天完成了整个片子的剪辑。

　　8月底，这部以设计师马可的“无用”服装系列为题材的纪录片前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参加地平线单元的竞赛并获奖。

　　流水线切断了我们的感情

　　“如果我纯粹拍时装秀的话，这部作品是不成立的。”贾樟柯说这次自己拍摄的是不熟悉的题材，必须“一边拍，一边想”。最触动他的，便是和设计师马可熟识后，后者在聊天中表达的关于服装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

　　“以前跟时尚界没什么关系，买T恤都是一个款式买3件一样的，结果大家都以为我没换衣服。”但是在跟马可聊天时，贾樟柯发现，“她那些观念让我特别吃惊，没想到时尚界的服装设计师，她讲的东西跟我们想的非常一样，而且是从服装的角度讲的。”

　　真正让贾樟柯感受到马可创造力的，是她做秀的那个现场，“人家都选非常豪华的地方，她却选了中学的一个室内操场。等我拍完幕后出来，观众已经基本上坐满了，特别有意思的是，本来座位这个东西很能体现服装界的那种权力和地位，但是观众突然发现要看清楚这场秀，就必须下到场地里面去，这时候权力阶级地位都无效了，整个秀的过程，颠覆了这种习惯。”

　　回国后，贾樟柯在马可的工作室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马可最吸引我的是她非常敏感地认识到消费时代的中国的情况。她认为消费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她一直强调的情感的问题。因为消费本身就是流水线生产，切断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那种情感。这件衣服是谁做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除了切断情感之外，带来了什么？——消费。因为这样你可以舍弃旧的，去买新的，于是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又造成记忆的消失，因为你根本没有记忆。这些东西又跟中国当代的现实呼应，中国现在是弃旧从新，不管旧不旧都要扔。”

　　这位30多岁的女设计师对自身成功的“背叛”，也让贾樟柯产生了共鸣，“从90年代开始，时尚充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反省，没有时间停下来想，消费时代我们有什么得有什么失，但是马可躲在珠海想这个事情。如果是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知识分子在想这些，一点都不奇怪，但马可是时装界很成功的人，她的品牌是很成功的品牌，有52家分店，商业上这么成功，她还能够这样去想，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人物周刊：一开始是成衣流水线，接下来是马可，然后是汾阳这种小地方的裁缝。通过这样一个平时人们很难联系起来的线索，你想表达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就是一个经济链。马可为什么要做这个？原来衣服可以传情，大工业以后，随着流水线的出现，这些(感情的)东西都切断了，没有了。她是因为有了对于服装流水线和消费时代的反思，才有了她的创作。而在山西，裁缝这个行当日渐衰落，裁缝们只能改改裤子，因为广东的新衣服成本更低，这些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跟我以前的电影不一样，通过服装这么一个东西，拍到经济链，这个经济链你很难评价它。你说需不需要流水线？我觉得流水线是没有原罪的，它就是一项发明，但是造成了新旧交替，新行业的崛起，手工行业的衰落，这里面，我觉得马可的思考辐射了两部分，一个是她的反抗，反抗流水线，一个是留恋，她留恋裁缝店，裁缝店可以量体裁衣，还可以说几句闲话，还可以在裁缝店里吵一架。

　　人物周刊：“无用”这个名字，是马可设计的一个服装系列的名字，你用来当作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是不是有另外一层意思？

　　贾樟柯：我喜欢这个名字，挺哲学的。她提到的“无用”是精神方面的，服装最早只是物质功能的，后来它有了美感——这时已经变成无用的东西了，而马可把它发展得更极端，她要讲消费主义，讲记忆，这些更无用的东西。

　　我想到我自己，我拍电影没钱没人看。我感觉到中国发展特别快，大的城市，物质文明程度跟国外差距逐渐拉小，但越是这样，精神的部分，文化的部分，越不被人重视。而且“无用”这个词非常中性，它没有态度，又有一种感慨在里边，感觉我们都是没用的东西，挺哲学的，我觉得特别好。

　　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设计师马可对于“无用”的理解，而在你此前的片子《东》里面，也说过艺术家没什么用，这里边是不是有一种很强的无奈感？

　　贾樟柯：这么大的，这么顽固的一个消费时代，我觉得真的会有无奈感。我觉得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积累，不是以积累为过程，总是要从头来，比如“文革”，等到经济好起来，经济又很粗暴地对待文化，遭殃的总是文化，文化总是被认为是无用的。马可说，如果你把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值，用来补偿失去的那一部分的话，其实你的经济是负增长。这么一想，你真的不可能盲目乐观。

　　每个人和别人都有关系，

　　大家都在一个链条里边

　　珠海的服装加工厂流水线上，工人忙忙碌碌，贾樟柯的镜头慢慢移动，Beyond的歌声《情人》悠然响起。像一部人格分裂的MTV，巴黎的秀台、珠海流水线上的工人、炫目的时装和小诊所里给工人看病的江湖游医，观众们进入了特别“贾樟柯”的气氛。片尾，左小祖咒《爱的劳工》硬硬地响起。

　　“我拍完之后老在哼这首歌。Beyond的歌太容易伤感，有一种自我拯救的感觉，不是完全的忧伤，有一种激励。整部电影我想拍出中国衰落的一面，有一种朦胧的力量。另外，我特别喜欢左小祖咒的歌，和片尾少年站在摩托车上晃动衣服的那种感觉很合拍——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像中国那么多问题，那么多麻烦，但是有一种稀里糊涂很勇猛地往前跑的劲头。”

　　影片中，马可为了追求服装的“记忆感”，要营造一种服装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感觉，因此专门购买了泥土，对服装进行处理。这和后来影片里出现的山西汾阳工人们在尘土飞扬的环境里工作的影像有一种契合。“所以后来我们说法国的泥土是抹到脸上的，山西的泥土是吸到肺里的。”为了说服马可，贾樟柯向她解释了拍摄山西小地方裁缝的必要性，“服装业是金字塔，我觉得马可是塔尖，山西的裁缝是基座。衣服对马可来说是传递思想的一个媒介，在山西只是一种生存手段。”

　　人物周刊：以前你拍的都是你熟悉的题材，熟悉的环境，这次不是了，至少表面来看不是你所熟悉的，对你来说，这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贾樟柯：还是不熟悉，还是一边拍一边想。我觉得不仅仅是你熟悉的东西你才能拍好，不熟悉的人和事，特别是你用纪录片来表现，你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种抓到它的感觉。比如法国时装秀那部分，巴黎时装周在世界的影响，我逐渐才清楚——它的Show跟人家为什么不一样，跟我们习惯的Show为什么不一样。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说贾樟柯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贾樟柯，作为曾经很喜爱你的人，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甚至还很愤怒。

　　贾樟柯：我的回答是，“你们说得对！有可能。”因为辩驳没用，你的确是在拍一个服装，拍一个品牌，的确是在拍一个2.4亿的楼盘(注：特指他正在拍摄的以房地产业为背景的纪录片《24城》)。因为人家没看过，谁知道你要怎么拍？像这次，人家又说你是在拍企业宣传片。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在拍消费时代的中国的情况。

　　其实每个人都有关系，山西裁缝跟广州的服装流水线有关系，大家都有关系，都在一个链条里面，其实大家的进与退，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了整个中国。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阶层，从事哪种职业，实际上我们都是有关联的。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逐渐有一种爱的意义出现。我觉得这个社会太冷漠了，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人跟人没有关系，如果有一种爱意在，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们拍电影的，可能会跟放映员是同行，我们之间真的有关系，他不放，你拍的电影谁去看？虽然他可能在小镇上每个月拿几百块的工资。

　　人物周刊：是不是随着你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你的视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贾樟柯：我觉得有很大关系。如果我没有机会去国外，从新的角度看自己的生活，可能也不会在我的电影中找到新的视角，从不同区域来谈一个事情。原来那种一对男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小环境里的故事，很难解释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以前我是站在一个阶层、一个人群里面，那时我的主题就是时代变迁给人的影响，还有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人，但现在我的主题在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