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与几位摄影家对话(实录)

　　2007年9月20日，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结盟仪式在山西平遥举行。在结盟仪式上，长江商报、大河报、都市快报、海峡都市报、嘉兴日报、新快报成为联盟新一批成员。新浪网作为中国知名门户网站，也与新锐媒体视觉联盟正式结盟，并承诺为提升盟员影响力作出积极贡献。9月21日下午14时，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与几位老摄影家对话，以下为文字实录。

　　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下午好！

　　陈小波：大家好，今天是由新浪网安排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名字叫对话与融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应该来十个人，但是今天因为吴家林在山里头拍照没有来，王征今天早晨离开平遥，今天还有一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侯登科不能来。我先介绍朱宪民先生、胡武功先生、贺延光先生、王文澜先生、姜健先生。

　　我们请骆永红介绍一下。

　　骆永红：今天本来是崔波支持，但是崔波因为可能是有事情，所以我过来替他做这个事情，我就介绍一下视觉联盟的成员。

　　陈小波：我还想介绍两个嘉宾，我们这一次出了一套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我们出的，我想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的社长司马兰女士，我们这一套的责编白江红女士，以后我们出书可以找他们俩，非常专业。我想对话我自己的体会是做一件事情要了解历史，我们就想从请胡武功先生用比较简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新闻的发展史。中间可能有一些纪实摄影的技术问题。

　　胡武功：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其实在座的王文澜和贺延光都比我有更充分的理由来谈这个。

　　我就抛砖引玉，我想就是今天看到我们新闻新锐的作品，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晚报的，很多好的照片我都喜欢，我看到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我的心里是比较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在座的这些老前辈像王文澜、贺延光，我们在媒体工作的干了一辈子，我想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现状都是发自内心觉得高兴的，因为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目的就是想看到中国的新闻摄影今天这个状况，但是在20年前，在我们开始搞新闻的时候状况不是这样的。我个人的感觉在20、30年前可以说中国无新闻，不是中国无新闻，不是中国没有新闻事件，而是没有新闻。

　　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很多的新闻事件是不允许报道的，事件不允许报道就不可能成为新闻，只有报道的事件传播了才能成为新闻，但是那个时候做不到这一点，但是那个时候我总结过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个图解的直接性，图解的关键模式，这个话题就是20年前的话题了，但是今天我还是想既然谈历史，就谈一下直接图解的模式，直接图解的模式，来源于文革的政治思考，他是为政治服务的，他是把新闻理解为宣传，所以在我们长达文革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衡量新闻，或者新闻摄影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读解政策，能不能宣传，这时候就出现了今天我们看来大家说的是调侃说是

行为艺术，是摄影，这种现象应该有新的解释，过去的所谓的假照片，实际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照片。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新闻摄影界有这样一种口号吧，就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还有一个口号就是凡是搞社会新闻，那就叫资产阶级新闻观。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看起来什么叫新闻？就是人咬狗就是新闻，但是人咬狗在当时受到批判，所以我们整个全国的报纸是一个面貌，在我们官方的媒体里，在我们正式的报社中是没有这样的照片的。

　　比如文革期间“四五运动”，为纪念周恩来，四人帮的官方报道是没有的，报纸也是没有的，不是这些记者没有这些意识，而是不能去，谁去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再比如唐山

地震，再比如后来的很多自然灾害。甚至就到非典的时候，非典的时期这些都是不允许报道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基本上没有更大的新闻，更没有社会新闻，我记得81年的时候，在桂林开了一个摄影理论年会，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关于讨论新闻摄影的真实性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讨论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刚刚接触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谈了。再一个就是不能谈社会新闻，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我的论文就是论社会新闻摄影，我当时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是人类所关心的，是记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去报道的，但是这些东西统统批判为资本阶级新闻观，我认为他就是夺得知情权，这个当时我认为是非常要害的一些观念。

　　所以后来全国的很多我们这些摄影的摄影家，新闻摄影工作者，大家为之奋斗的就是要破除这个一个直接图解的观念模式，我记得当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当时全国学三论，什么信息论，系统论什么论，他就根据这个东西还写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所谓的理论文章，获得了中国的新闻理论奖，被评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的照片完全是弄虚作假，就是为观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服务。他在安徽农村造了大量的假，他说希望工程，学校很贫穷，那时候大家的努力这些事情可以关注了，希望工程也出现了，那么被重视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从极左跳到了极右这个角度，他到农村去看到一个女老师背着孩子，就把她叫到课堂上给人家讲课，然后说这个当地有多贫穷，说老师种责任田去了，就是搞哗众取宠，来制造这个新闻，他是制造新闻，他还不是说就是导演摆布一样，他不是这样。而且在他所谓的三论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口号，他说我们新闻摄影记者一定要观察形式，比如这个换届，到新的换届的时候你必须揭露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这样新的领导人会赏识你，因为你在批评上一届领导人的错误，如果刚刚换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现在的大好形式，他们刚一来就取得了很好的成就，绝对不能说现实中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这都是他所谓学三论以后学的理论文章。而且他这些文章被印发为全国记者学习的材料，树他为榜样。当然这样的人最后是不得好下场的，他是品质问题，他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之下迫于无奈做的事情。所以他后来的照片被揭露，受到了处分，本人也被降职，甚至留职这样的处分。他最后到西藏去，现在彻底是完蛋了。我觉得人不老实不行，尤其做新闻记者的人一定要老实，一定要有良知，要有良心，不能为自己的名利做这些事情，这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我们中国当时的一种状况是这样，没有新闻。而且大家都是在自觉不自觉的为政治服务，直接图解。

　　比如说形式大好，就是体现了我的收入又增加了，如果说是工业形式就是工厂冒着腾腾的黑烟，就是直接来图解政治。这是局部的，这种东西完了以后，后来很多新闻题材的禁区打开了，可以报道了，比如说灾难啊、疾病啊、

车祸啊，甚至社会犯罪，刑事犯罪都可以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曲折，就是有些人为了强调报纸的所谓的视觉冲击力，其实我们很多人就到现场去，当然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他觉得画面不美，或者画面的动态不好，他可以去导演，去组织，去加工，我感觉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再理论上说是合理，什么叫合理的摆布，合理的加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找这些遁词，所谓合理不合理，你只要导演他了，我觉得他就干扰对象，你今天小小干扰他一下，你明天就彻底的干扰他，你后天可能就顶替他，代替他，这个东西逐渐从量变到质变，这些东西不要从理论的角度给他一个合法的外衣，把这个行为给他一个合法的外衣，这个争论在中国是无聊的。

　　过去我们的所谓理论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连篇累牍的报道，说合理的摆布一样是可以的，或者说适当的调整一下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样的话，都不能成为理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办事情总是差不多就行，这种东西不是严格的科学的态度，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应该一是一，二是二，我们的老前辈他们坚持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中国的优秀摄影家，摄影师们，他们还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影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像王文澜、贺延光都做的非常好，确实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要说的关于新闻摄影理念上。

　　第二个就是体现在我们报纸上的不周全的地方，就是在作为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报纸报刊从来不太重视照片，照片永远是服从地位，这个事情不光是我们大陆，其实香港的记者前不久才有独立署名的权利，过去把摄影记者不当一回事，他们永远是服从地位，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字国家，我们到处都有标语，是一个口号国家，是一个文字超级大国，我们对图象，尤其是现代影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历来不够，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我感觉到我们的报纸上几乎是没有独立的新闻照片的，全是配图，摄影记者说老实话，也没有过高的社会和单位的这样一种地位，相应的地位也没有。只要你们翻开这个60年代、70年代中国以前的报纸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今天你们作为咱们年轻的朋友，一方面能自由的去拍摄，同时你们的好的作品在报纸上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个我觉得都跟上一代人的艰苦的努力是不开的。我觉得中国使用大图，在座的王文澜、贺延光对中国的摄影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那个时候创刊了一个中国日报，中国日报是对外宣传的，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有别，相对的尺度宽松一些，我本人就受益于这样一张英文报纸，没有这张英文报纸，我的洪水来袭之际也就没有办法发表，我当时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也恰恰是这一张，其实我是寄给了三个单位，我寄但是有两个都没有收。后来中国日报我是5号寄出的，8号就发出了，那时候没有特快传递，我就是凭8分钱的邮票，8号就见报了，我现在22块钱的特快传递是3天以后才能收到，在3天下午以后才能收到，我不知道现在的速度是高了，还是慢了。

　　就是得益于这样一张报纸，中国日报，可是后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觉得中国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一直是中国摄影界领军的两张报纸，我觉得它不光是使用了这张大的照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最终迫使我们所有的总编辑，甚至新闻管理人员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以大的新闻照片来确定一天报纸的版面，给新闻摄影独立的地位，我不再从属于新闻了，是以新闻照片，独立的新闻照片来决定这个版面，其他的新闻围绕我这个核心这样一张大图出现在版面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的转变，而这个理念的转变我觉得与这两张报纸是分不开的。

　　第三个我想说一说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年轻朋友，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点忆苦思甜，但是人老了就会怀念一些往事。我觉得过去我们关于纪实摄影，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概念的，我们中国人的纪实摄影完全是按自己的摸索、探索在这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你看拍的非常好的照片，就包括四五运动的照片可以出几十本画册，这样大的量里头，我们都是用今天的纪实摄影思想去重新编辑它，他们当时在照这组照片的时候，很少有一个记者是理性的，按照纪实摄影的要求、法则、规则、或者换句话说按照纪实摄影自身独特的语言去进入四五运动现场的，都没有，都是后来我们重新编辑的，编辑的非常好，弥补了当初拍摄的不足。纪实摄影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所以我们很多人不可能去，除了大的政治事件以外，我们老百姓具体的生活是没有人系统的去拍照的。

　　尤其在三突出的原则的禁锢以下，我们完全忽视了普通的老百姓，忽视了我们常态生活，所以今天我就想讲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说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作品和他的一些摄影理念对我来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没有条件接触西方的东西，所以我开始拍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些照片的时候，有没有用，这些照片，谁给了我心理上和理念上支持，我想说一个人叫(金伯红)，这个人他70年代就拍了大量的北京普普通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不知道他这个理念从哪儿来的，但是他70年代初就拍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1981年的一期大众摄影上，我发现了他的照片。他的照片没有作为作品，而是作为文章的小插图，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就是叫散步，他的父亲推着一个竹车子，上面坐一个小孩子，老二的孩子，大的小孩刚刚学会走路，就推着这个孩子，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走路，就是这张照片。这照片出来很多人问为什么要照呢？他就说照着玩的。

　　今天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回过头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就知道我们那时候的孩子是坐什么样的小车长大的，今天这个车子没有了，那时候孩子的整个面貌是什么，我觉得这些照片今天看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就是这样，大家想想如果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老摄影师们，如果他们能把镜头稍微偏离一点点的话，我们今天就看到30年代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只能通过他们文字描述，这就是一个摄影理念的问题。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国人的眼睛就是我们眼前的，就是我们眼前的三米，四米左右的地方，我们没有向上看，也没有向上看，也没有向左看，也没有向右看。但是今天我们摄影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出了这么多的书，每一年我们出成千上万的书，我们的摄影家，把他们汇集起来我觉得很好。今天有两个一报一刊值得给大家介绍，我认为就是北报南刊，对中国摄影目前所产生的状况，我认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北报就是当年的人民摄影报，那么南刊就是现代摄影，我觉得一报一刊传播了非常先进的摄影理念。他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内外的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摄影师。他们为整个中国摄影的改革，对整个中国摄影理念的转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我都指的是80年代那一段时间。那么我要说在人物上，比如我们朱宪民，朱先生，他几十年的镜头始终的就对准着生他、养他、育他的黄河，一个人用一生执着的去拍照一条黄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他没有哗众取宠，他没有用强烈的什么所谓的视觉刺激来吸引眼球，来吸引人，他完全用朴朴实实常态生活中的，常态人的常态来表现寄托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样仍然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著名的布勒松就给他提字，叫“真理之眼”，我觉得评价非常的高了，评价真理的眼睛，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能取得这样的一些成绩，能达到目前这种现状，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崇敬的。

　　另外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都是做新闻摄影的，我个人觉得我的老乡，贺延光应该在我们中国很难得的，实际上我觉得和布勒松对珠峰的评价是一样的，就是坚持真理，而且他敢于去做，塔波说你的照片之所以照的不好，因为你离枪口太远了一点，如果你拍的好离枪口越近越好，我觉得在中国要真正拍的好照片，就是离禁区近一点，不是离枪声近一点，我觉得离禁区近一点，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缺乏这种精神拍不出好照片。

　　你比如他拍的非典，我觉得这些东西往往离我们宣传禁区比较近，但是这些东西你认准他是真理，你记录下来，你不一定要发表。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

　　另外我觉得就是像包括我自己，像河南我感觉到这些人，包括黑明比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他就是一直用眼睛对准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地域地貌都不一样，只要你找准点，我觉得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的，记录我们时代的作品。我就简单的概括的说了这些，也没有什么准备，不对的地方希望年轻的朋友给予批评，谢谢大家。

　　柴选：感谢胡武功老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历史做了一个回顾，下面我们请京华时报的图片总监骆永红先生介绍一下当今的新闻摄影从业者他们的一些理念。

　　骆永红：各位老师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对象，因为无论是新闻摄影还是纪实摄影，在他们影响下，中国这些年摄影的变化就是来自于他们，那么作为我们新的这些媒体，因为最多的现在应该是十年，像华商报，南方都市报，年轻的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那么我们为什么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因为中国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协会，但是我们并不想以协会的形式，实际上在成立之初，就是由包括我们七家，就是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华商报、东方早报、京华时报、重庆时报和竞报这么七家，我们这些人因为经常在一起，因为媒体的原因，媒体风格相似的原因，经常聚会，在聚会过程中，我们谈到自己理念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这些东西不一定相同，那么各自对版面语言的理解，对新闻摄影的一些操作的方式，我们就想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一个平台来进行交流，所以有了视觉联盟这样一个框架。

　　随着三年的变化，我们现在应该说有20家了，包括随后的春城晚报、重庆商报、华商晨报、三湘都市报、现代快报、新文化报、潇湘晨报、长江商报、大河报、都市快报、海峡都市报，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新浪网，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展示平台，展示、交流、合作这是我们的目的，作为我们这些人对新闻摄影的这些理解的话，我觉得简单的说我觉得应该有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刚刚胡武功老师一再提到过的，我追求新闻的真实性，那么这一点的话，尽管不停的有假的照片出来，尽管有不停的一些动作要求的遏制，包括假新闻这些，实际说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律，在于每一个媒体的坚守，你比如说京华一旦有假新闻，或者制造这个新闻的话，肯定就会开除。

　　第二个方面就是风格的多样化。新闻摄影发展的今天，很多都会表达一些自己的心绪，心情这些东西的话放在这些里面。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全球视野。我们包括一些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很多国外的书，这些书籍我们都学习，但是我们不能够满足于我们现在的需求，因为新闻摄影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国外的变化。尤其是作为报纸的话，它是不停的，每天在更新，每天在出，所以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想可能是特别需要就是及时了解国外的这些最新的信息。所以我们也珍惜，一个方面邀请国外专家来进行交流，包括上次我们一些媒体，我们联盟的一些媒体参与的那些今日美国和卫报，世界最先进的在新闻摄影领域比较好的一些，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媒体都设置了相对比较专业的人才，在我认为如果说在新闻摄影这一方面，他缺一点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我需要他在英语一方面的专长，这我觉得是目前新闻摄影的一个缺陷或者一个通病，比如我就到外国语大学招了一个编辑。这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心声，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说的就是这些。

　　(掌声)

　　陈小波：我前两年给贺延光做了一个访谈，贺延光在最后说，他说对于年轻的都市报的记者，他的心情就是，他说过去是我们在影响他们，现在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我想贺延光说的这一句话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我觉得都是隔代了，因为你们的知识结构，因为你们的一些灵感，还有你们现在学习的能力，操作的能力，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感受的。贺延光其实昨天已经参加了你们的会了，我想今天大家还是想听贺延光说一些事情吧，我们请贺延光来说。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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