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幼童死亡拷问民办幼儿园

　　济南5岁幼童被遗忘在幼儿园校车内死亡，类似的悲剧还先后发生在安徽和广东。接连发生的悲剧不但打破了贵族幼儿园的安全神话，也带来了对当前国内幼儿教育现状的思考：无序发展，监管缺位，使得醉心于经济效益的部分民办幼儿园安全隐患难以根除。

　　胎毛笔、出生时的小脚印、从出生到5岁半的录像和照片……济南小男孩吴梓钰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关于他的各种记忆，墙上贴着他画的海洋生物。

　　“梓钰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孩子，和周围的大人小孩关系都非常好。”吴梓钰的爸爸吴雷说，“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生物，长大了想当海洋生物学家。”

　　吴梓钰是2007年8月8日不幸离开人世的：他被遗忘在幼儿园的校车里整整一天没有被发现，5岁半的他，撞得浑身伤痕累累，也没能挣扎出烈日下闷热高温的校车。

　　此前一天，吴梓钰刚刚陪他最亲爱的爸爸过了一个生日。爸爸是他的偶像，每天晚上他必须亲爸爸10下才会去睡觉。

　　吴雷38岁时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吴梓钰。孩子的离开让他精神恍惚，肝肠寸断。

　　“孩子的妈妈有妇科病，治疗了3年，我们有这个孩子太难了。”吴雷说。

　　校车里的悲剧

　　8月8日早上，吴梓钰起床自己穿好衣服后，在保姆的陪伴下蹦蹦跳跳地下了楼，来到小区旁边的幼儿园班车接送点，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了车。

　　吴梓钰就读的幼儿园——阳光园，是山东银座·英才

幼儿教育集团(以下简称幼教集团)旗下11家幼儿园之一。幼教集团的投资方是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和山东英才职业技术学院。

　　下午5点多，吴梓钰的母亲曹倩给幼儿园打电话，希望能提前接孩子回家，因为孩子晚上还要上钢琴课。

　　意外发生了，吴梓钰的代班主任唐老师告诉曹倩，吴梓钰今天并没有来上学。

　　曹倩一听顿时慌了神。她赶紧给家里打电话，保姆表示，早上明明把吴梓钰送上了校车，现在吴梓钰也不在家里。

　　曹倩赶紧赶到幼儿园四处询问儿子的下落，但没有人告诉她真相。直到找到代班主任唐老师，曹倩才得知吴梓钰被关在校车里整整一天，已经被送往

医院抢救。

　　吴雷是在办公室里接到曹倩第一个电话的。曹倩说，孩子在幼儿园出事了，你赶紧来幼儿园。吴雷一听，立刻往幼儿园赶。半路上，他又接到了曹倩的第二个电话。曹倩哭着说，孩子不行了，在千佛山医院抢救，你快去医院吧。

　　吴雷夫妇在医院看到吴梓钰时，只见他皮肤乌黑，浑身污物，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

　　吴雷事后得知，下午3点左右吴梓钰就已经在校车内死亡了。

　　“由于早餐在学校吃，孩子上校车的时候没吃东西，连口水都没喝。那天济南温度高，太阳直射下的校车里温度会更高。”吴雷泪流满面，他无法想象儿子那天所受的苦，“梓钰死的时候满身是撞击的伤痕，手指骨折，他一定是想尽办法要逃出来。”

　　此前一天的8月7日，安徽一名3岁幼童被幼儿园长遗忘在校车内致死案在安徽省肥东县法院开庭审理。此后的8月21日，广东佛山一名1岁零8个月的幼童被遗忘在校车内死去。丧子的悲痛无情地折磨着遇难儿童家长。

　　为什么没有下车？

　　吴梓钰遇难后，校车的司机和两名跟车老师被警方控制，其中两人随后被批准逮捕，另外一名老师因在中途带领部分小朋友提前下车，被认为责任较轻而未被逮捕。

　　而吴梓钰为什么会被单独遗留在校车内，成为吴雷夫妇急切想知道的答案。

　　幼儿园一度给出的解释是，吴梓钰在车内睡着了，所以没有下车。

　　此后一名同车女童表示，吴梓钰并没有睡着，还和她说话了。从这名女童上车地点到幼儿园，只剩下不到5分钟的路程。

　　另有同车儿童表示，事发后，曾有老师要求孩子们统一口径，都说吴梓钰是睡着了。

　　曹倩对吴梓钰在车上睡着了这一说法完全不能接受。

　　“你是怎么知道吴梓钰在车上睡着的？如果你明明知道孩子在车上睡着了，你还不把他从车上叫下来，这和谋杀有什么区别？”曹倩质问。

　　此后，曹倩开始走访大量同车学生和家长，并在家长同意下为孩子们做了录音和笔录。众多孩子的证言，让同样关心事件真相的家长们了解了惨剧发生的大体情况。

　　“我们知道的事实真相是：早晨孩子在班车上与几个小朋友玩耍，受到了老师的训斥，并警告吴梓钰等几个小朋友到站后不准下车，使得听话的吴梓钰到站后没敢下车。在车内高温下，被困长达9个多小时后致死。”事后一份有近200名家长签名的材料上写道。

　　“出事后我们也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加强了制度、流程上的落实。”幼教集团总经理、总园长赵春梅表示，“至今我也难以相信这样的悲剧是发生在我的幼儿园里。”

　　赵春梅曾被山东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因从事幼教26年，当园长21年而闻名。悲剧发生后的一次家长见面会上，赵春梅曾用数个“疏忽”来强调悲剧发生的原因，并认为个别老师的疏忽给幼教集团抹了黑。

　　“我们有50多项流程来保证孩子的安全，但这次不幸的发生实在是多种巧合的结果。”赵春梅说，“此外，幼教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很难保证丝毫不出意外。”

　　家长们却认为这正表明幼儿园在管理上存在问题。

　　“50项制度都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作为家长我们只能说这些制度都是贴在墙上的，都是形式。”一位家长刘女士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

　　曹倩则具体分析了当天的经过：按照幼儿园的规定，至少有6次机会能够挽救吴梓钰的生命：

　　老师在班车上的位置应该是一前一后，好观察孩子们的行为；下班车时老师应该清点人数；孩子们下车后老师应该从车后开始检查是否有遗留在车上的物品；园长应该在班车到站时接车；到站后司机应该对车内卫生进行打扫、消毒；如果孩子没来上课，早操后班主任老师应该给孩子的家长打电话。

　　显然，6条规定都没有被执行。更有小朋友事后反映，他们下车后曾专门提醒老师吴梓钰还在车上，但不知何故该老师未作反应。

　　“所以幼儿园把责任全部推卸到跟车的老师身上是不对的。”曹倩说，“况且老师就像是幼儿园这个组织的孩子，幼儿园不能一出事就把这些孩子抛弃掉。”

　　被遮蔽的体罚

　　更多此前不为家长们注意的细节在吴梓钰出事后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同车孩子们的回忆，共有3位小朋友因为打闹而被老师训斥到站后不准下车，但只有吴梓钰最终留了下来。

　　这让曹倩联想到儿子平时对幼儿园令人费解的高度服从。

　　“梓钰有时候在家里自己打自己的脸，左右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犯错误了，在幼儿园，犯错误的小朋友被要求自己打自己的脸。”曹倩对前来安慰她的其他孩子家长说，这番话顿时引起了众多家长的警觉：他们也发现自己的孩子回家后有相似的习惯。

　　“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孩子有这样的行为。那天从吴梓钰家回来，很不放心，就回去问我女儿，老师有没有要求犯错误的小朋友自己打自己的脸。”学生家长华女士说，“结果女儿很认真地纠正：妈妈，老师没有要求自己打自己的‘脸’，老师是要我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一听，吓了一跳。”

　　华女士随即询问女儿，有没有别的小朋友被要求自己打自己，女儿马上说出了几个孩子的名字。

　　另一女生的家长刘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在家里女儿认为我犯错误了，就说爸爸你要自己打自己的嘴。我就感到奇怪，犯错误就要自己打自己，这是什么道理？女儿说，在幼儿园，就是这样要求的。”刘先生说。

　　曹倩认为，就是这样的体罚教育使得听话的吴梓钰被要求不准下车后选择了绝对服从，最终失去了生命。

　　“个别老师对孩子们说话声音高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让孩子自己打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存在而我没有发现，那是我的问题。”赵春梅认为上述说法都是家长们串通起来的谎言，“要真的让孩子自己打自己，家长们岂不早就跑光了。”

　　另一女童则表示曾有学生被长时间罚蹲或罚站，她向媒体展示了老师曾经体罚过学生的部位：肘、脸、耳朵等，并提到了多位老师和被体罚学生的姓名。

　　多方打听最终确信女儿在幼儿园受到了体罚后，华女士选择了为女儿转园。

　　阳光园在济南是收费最高的幼儿园之一。入园时4800元的“建园费”外加每月1300元的费用(以吴梓钰为例)，使得阳光园被济南市民普遍认为是贵族幼儿园，也被家长们认为管理严格，安全可靠。

　　“当初选择这个幼儿园主要原因还是看它收费高，作为家长也就放心了些。”华女士说，“至今感到费解的是，幼儿园的许多方面与其高昂的收费实在不相符合。孩子们睡的是大通铺，被子虽然绣了名字但经常乱盖，男女厕所不分，教室一进去一股奶味。小班的孩子有奶味正常，到了中班还有一股奶味就不太正常了。”

　　华女士的孩子现在在一所普通的幼儿园就读。

　　“不管多普通，至少能给每个小朋友一张床了。”华女士说。

　　一份经济责任书

　　事件发生后，曹倩在阳光园园长办公室内获得的一份文件引发了对幼儿园的更多争议和思考。

　　这份《分园长(济南园)管理目标责任书》由总园长赵春梅代表幼教集团作为甲方，和分园长作为乙方签订，引发争议的是其中的“经济目标责任”中的“业余班收入指标”和“其他收入指标”两部分。

　　“制定本指标的依据，是在各分园以往办业余班的收入基础上确定的。在让孩子全面发展的同时，增加幼儿园的收入。2006年3月1日至2007年2月28日，业余班净收入14万元，计算时扣除教师的课时费、办班的教师培训费、购买的材料费后的净收入。”“业余班收入指标”部分如此写到。

　　“其他收入指标”部分则要求：“在幼儿园正常教学和特色班的收入基础上，还应挖掘其他部门的潜力。在为家长服务的同时，增加幼儿园的经济收入，包括流动图书馆、儿童摄影等项目，经济指标暂定为2万元(集团统一实施的课题费、教材费等不计入其中)。”

　　这些被披露的指标令家长们将其与幼儿园种类繁多的课外班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名为艺术幼儿园，但是几乎所有的艺术课程，包括钢琴、舞蹈、架子鼓等内容都被从正常课程中剥离出来，在课外开设成特色班，重新收费。

　　当地教育界一位关注此事的罗老师对此表示了担忧。

　　“各利益集团、企业甚至是小区都可以自己办幼儿园。幼儿园成了一块争抢的大蛋糕，它能给经营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会因为经营有余、管理不足而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吴雷则在“贵族”幼儿园安全神话破灭后，将其视为敛财的工具，并认为在幼儿园注重经济指标而疏于管理的情况下，事故的发生其实是一种必然。

　　另有论者认为，由于未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幼儿园从收费到安全都存在着监管缺位的现象：一方面收费高昂的幼儿园不断出现，入园费动辄数千，一方面事故却始终无法杜绝。

　　“目前，国家未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保障范围，学前教育任务交给了地方。如果地方财力具备当然可以公办，如果财力不具备，就会交给社会力量来办。”教育部相关人士介绍。

　　“事实上学前教育最难的在于如何能将教师纳入编制之内。教育部也曾研究在财力具备的情况下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但目前尚无此计划。”该人士表示。

　　“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将幼儿园说成是敛财的工具，不能就这样冷了这么多一直在奉献的幼教工作者的心。”赵春梅说，在她看来，幼儿园首先是奉献爱心的场所。

　　如今，吴雷夫妇依然没有走出痛失爱子的阴影。为了强迫自己不想儿子，吴雷晚上会不停地擦地板，甚至出差在外还会在电话里和妻子一起痛哭。

　　“孩子们太脆弱了，国家应该加强监管，不能再让幼儿园把安全管理仅仅贴在墙上挂在嘴上了。”吴雷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周 宇 发自山东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