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周期率

　　本刊记者 郑作时

　　这是1945年7月，延安的一间窑洞里的一段对话。

　　在当时被视为中国希望的延安参观了一段时间后，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2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共历史上，这段对话被称为“窑洞对”。

　　因为深受毛泽东此话和延安新气象的感动，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并得到广泛欢迎。毛泽东的承诺，通过印刷的形式得到了记录，也鼓舞了一代人。而中共也不出意外地最后赢得了整个中国的执政权。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为跳出周期律进行了各种重大实践和理论建设。胡锦涛成为执政党总书记之后，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上升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被认为是再战兴亡周期律的重大努力。

　　走出周期率的根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可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周期率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起和覆灭，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其次，吏治的腐败是历史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宁可认为，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所崇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但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让他们吃好饭，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样。“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但是现在看就不够了，局限也在这里。

　　就是这一点差异和中国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本质，使中国出现了王朝的反复更替。在中国这个大国执政，管理层级必多。省州府县乡村，层层官吏成为地方的实际掌控者，人数众多的官吏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反而代表个人利益居多。历朝历代，一旦政局稳定，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官就会成为地方贵族，鱼肉乡里，中饱私囊的占大多数。因为他们不必为政权的更迭付出代价，但却可以在执政地方时利用权力而成为富豪。一旦地方官和本地豪强沆瀣一气，鱼肉乡里的时候，政权更迭的周期律就开始起作用了。底层百姓在这些人的盘剥下变成赤贫阶层，走投无路之时或者上山为匪，或下海为盗。而一旦这些匪盗聚合，就可能成为颠覆政权的力量。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奋斗，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信仰，希望建立一个走出中国历史上空周期律阴影的政权。

　　建国之后，中国政府一直以人民政府为律，官员也一直以人民公仆为称谓。为了保持这种承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政治运动，清理官员的政治思想，甚至最后到了“文化革命”这样的程度。

　　不仅如此，在建国之后，中国更是有了一个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基础，那就是工业化和产业化，有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和工业化基础，是中国走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王朝周期率的经济根基。传统封建王朝发生周期率的基础，在于土地的高度兼并。而工业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财富分配完全依靠土地的基本格局。工业化生产以及更进一步的智慧产业，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高度多元化的格局，土地、财富、智慧、资本、劳动都成为分配的要素。

　　不可讳言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整个农业高度付出的基础上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以政府建立强制性的商品价格为核心，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基础，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工业体系——虽然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国有制度之上，因而使得整个体系效率非常缓慢，自身的进化能力不足，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主导下，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在低福利水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均衡。

　　而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对农产品价格的束缚和土地使用功能的束缚被打破之后，农民从农产品价格和乡村工业两个发展方向上首先取得了财富。整个中国农村一改计划经济下的破败，一时间成为中国经济中活力四射的区域，工业下乡成为一种趋势。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中，具有深厚文明基础的中国更是以与世界同步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后现代工业。

　　所有这些，都深刻动摇着中国传统政权周期率的基础，使得现代文明的政权在中国的实现成为可能。如果说周期率是中国文明中一个巨大的摧毁性因素，使得中国文明在5000年来虽有进步但总是原地徘徊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共识了。

　　未解除的阴影

　　在经济高度发展，现代文明之风劲吹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同时显示出其自身极其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到了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一面，如社会中总体的低诚信度、政府官员中的贵族化倾向、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再次聚焦，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历经30年的高度经济发展之后，其结构性矛盾开始成为受人关注的一面。在整个社会图景中，矛盾集中表现在一代先富人群与现在已经逐步积累的在改革中利益受害人群如何均衡的问题。而其直接表现，就在于未来数十年中如何平衡分配中国改革开放后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

　　由于整个中国经济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对资本、政府许可和生产要素的渴求，手中掌握这三类要素的人群手中的选择权越来越多，而不握有这些要素的人群，尽管可能成为生产力的推动者，却在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中国整个的人口资源比劣势使得人民无法轻易通过对资源的占有而获得生存条件，因此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将会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

　　事实上，在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中，中国农村的社会稳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周期律的问题。深刻地反映过中国农村在建国后历史的《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作者曹锦清认为，虽然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一个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造成的社会动荡，进而使文明发展受阻的可能性在中国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把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农村的他认为，这种动荡的核心就在于农村。在中共历史上，由早期土地革命时党是贫苦农民的代言人，农村的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到70年代中国农村的党群是油水关系，到9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税赋和农村财富分配问题，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到势如水火，冲突频频发生；再到本届政府执政后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村基层关系得到缓和。事实上，社会矛盾所体现的周期率已经在中国农村得到了一轮反应。但是由于土地对人口的要素约束，中国的农村问题还将在长期内存在。曹锦清总结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共识，认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的农村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是工商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相当水平之后才可能出现。

　　但与此同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根基的城市，同样也面临着由于流动人口激增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如果说农村人口尚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的话，那么城市之间流动人口(包括城市下岗职工和自由择业的中低层白领)和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由于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一旦生活无着将会更为绝望。而这种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人群随着时间的延长将很快进入老年，其生活基本保障的来源——体力和智力都将下降，因此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将更进一步严峻，同样也可能在城市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动荡因素。

　　另一个方向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全球之所未见的。它包括知识、财富和权力行使性质等诸多因素的转变。作为一个转型期国家，中国既面临着民主化过程，也面临着教育现代化、财富分配公正化等无数待解决的问题。

　　以一个党的领袖的身份，毛泽东在60年前的“窑洞对”中，提出的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承诺。但当60年后我们平心静气来回顾时，却发现所谓的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形式也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者萧功秦在总结了清末到现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之后，提出了中国政治选择中的一些悖论问题：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全面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是否适用，导致决策者和思想界争论不休成为一个悖论；同时由于教育水平的高度差异，引进全民民主会不会导致底层民众不恰当的情绪释放也成为一个悖论；另外由于中国文化的根基与西方不同，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时往往因为中国文化因素不同而造成不适应症；还有就是现代中国决策者们在其运用其权威时是否带有个人因素而造成的悖论。

　　萧功秦认为，由于根本性的文化差异和大国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民主制度无法在中国实行。中国的现代化制度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摸索。不过萧功秦特别注意到的，就是部分地方政府的“苏丹化”倾向。而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导致王朝周期率反复出现的主要因素高度相似，那就是不必对政权更替负责的地方官员开始有贵族化倾向，他们以个人意志主导着一地方、一城市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官员，加之他们如果向以权谋私的方向蜕变，就埋下了局部社会不安定的种子。而一旦再加之以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的不景气，那对一个稳定的政权就会有相当大的负面因素。

　　不过，现在执政党最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从本届政府执政以来，高级官员因谋取私利而被绳之于法的案例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着刑不上大夫传统的国家，当今政府中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贪墨小吏被绳之以法的案例频出之时，中国民众可以长出一口欣慰之气，加之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完全可以期望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来。

　　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中国这个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对于苦难的忍受力，也是空前的。当下，这个大国处于从经济的高度发展转型到更深层的政治转型期，而这个时期是漫长和需要忍耐的，曾经狂飙急进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并行的共进期。9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连出席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经济学上的所谓“帕累托效应”即一项经济政策可以策动整个社会，使社会各阶层都享受其成果的时期已经过去。当下的每一项政策，都会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幸运的是，当中国的这一时期到来之时，中国经济宏观上的高速增长期还未过去。涉及中国经济的各种力量还会因为试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而可以忍受利益的部分损失。而最高执政者又及时推出了以“和谐”为主题的社会发展总体安排。前进的空间依然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