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傅国涌:权力废掉了历史教科书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9日10:33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谭丽玲 梁嘉琳 插图 李峰

  编者按:像一出闹剧,经招标并层层审核的上海新编历史教科书,去年刚正式在上海市全市推广试用,今年九月就被突然宣布停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因以文明史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为主线来编著,在被《纽约时报》一篇失却偏颇的报道解读后,迅速引起国人关注和争议。饶有趣味的是,在整个的争论过程中,媒体和舆论关注的重点也是围绕“弱化革命和战争”、“淡化意识形态”、“政变”等充满意识形态的字眼打转。其间,北京的一些历史学家还就该教科书的“政治方向问题”签名上书。对于一个学术本身的问题,最后为何发展到用诉诸权力的手段去解决?本刊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和自由学者傅国涌。

  新版教科书其实值得肯定

  南都周刊:去年上海市刚批准在全市试用的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今年九月份开学前被匆匆废掉停用,意外吗?

  傅国涌:也不意外,因为这个教科书编出来就有很多争议,就有很多不同声音。这个教科书有一点创新,是以文明史、以社会生活的变迁为主线编著的,跟以往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编著的教科书路子完全不一样,新编的,本身就有探索性质,出现问题,被废掉不奇怪。

  徐友渔:非常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它被突然废止,而且也没讲停用的道理。据我了解,这个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出来后,大家对其的评价都比较高,而且它也是经过正当、合法程序一步步把关,最后才被批准的,怎么能说废掉就废掉呢,这一点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与以前使用的旧历史教科书相比,新版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傅国涌: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观点多元化了,也用更开放的态度回头看中国史、世界史。但教科书还是按照50年代的认识层次来编的,问题非常多。一是跟时代脱节,二是跟史学界的新发展脱节;三是完全隔离了当代人对世界的认知、对文明的认知程度。

  上海的新版教科书,一编出来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面孔,从来没有变化,一下子出现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不一样的,自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反对的,赞成的,各种声音都会出现。

  徐友渔:相当长时间以来,历史学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大概可以从法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算起,开始用社会、经济、文化对历史进行全面的分析,代替了以前只对一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分析。从这种意义上看,新版历史教科书就算还很不成熟或有局限,但是它符合历史思想、理论、观念的衍化趋势,值得肯定。

  解释历史的权力可交给学生

  南都周刊:对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批评主要是,“教科书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之处很多”。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在教科书的编撰上,要不要体现和强化意识形态?

  傅国涌:历史是发生过的事实,它是应该最没有意识形态化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死的,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这些都是客观的。若拼命用某一种主观意识给它朝某一个方向去解释,这本身很成问题,因为历史的根本就是追求真相。书写历史的原则,中国自古

  就是“秉笔直书”,什么是“秉笔直书”?就是要尊重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

  对于教科书而言,不应该过多地把这种历史的解释放进去,而应该把事实呈现出来就可以了。因为学生要掌握的是历史常识,而不是要进行历史研究。同时,教科书应告诉学生事实,学生可以进行独立判断、独立思考,对事件进行解释,这个权力应该交给学生,或者说让老师和学生去讨论,不应给他们已经解释好的现成答案,提供统一的解释本身就很成问题。

  徐友渔:历史不是宣传和灌输,而是一门科学。为什么学生把学习历史当成一种负担?为什么有些历史学家的信誉度那么差?那是因为他们把历史研究看成了一种工具,为权力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

  南都周刊:对于历史教学,应当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开阔他们的视野,还是给他们灌输既定的结论。这样的常识似乎也未达成共识。

  徐友渔:历史首先要告诉人们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中国以前的历史教育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体会。1986年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极少数文化精英把一些历史的真相告诉你,你会大吃一惊的。我是看那些书长大的,我比一般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真相多得多,但这件事本身给我的印象,我一辈子都能记得住。为什么只有到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才给我们另一个版本的历史,为了不闹笑话。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对外国媒体的过度敏感

  南都周刊: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新编历史教科书,最初引起媒体和舆论的关注,其实是来源于《纽约时报》的一篇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报道:“毛去了哪——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后来北京的一些历史学家上书,也是指责该书淡化意识形态,学术争论变成了纯粹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对教科书内容本身好坏却没能深入探讨,为什么会这样?

  徐友渔:这个问题出现已不止一次两次了,我把它叫做国外媒体过度敏感症。仔细分析的话,《纽约时报》写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客观和不负责任的,带了很多偏见。中国人有一种非常过时的思想: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思想都是非常过时的。那些外国人说的话即使不符合事实,也成为有些人阻挠教科书改革、废止教科书的一个借口。

  傅国涌:《纽约时报》为什么会那样报道?一是记者对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个系统不是很了解,只看到其中高一的这一本历史教科书的变化,它还没有看到还有初中的历史教科书,还有高三的历史课本,它是一个系列,不能把一本单独拎出来。第二,西方人看中国有其自己的视角,带着已有的那些观念、习惯,一看出现了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马上就想到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就往政治方向去想了,就认为一下子找到新闻点了。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仅仅是其中有一本历史教科书在编著上有了新意,与时代更接轨了一点,并不是整个历史教科书体系的改变。这件事被报道,讨论,再转载,中间有一个信息的变化过程。

  南都周刊: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扭曲失真了?

  傅国涌:失真了,跟本来面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编教科书的人,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意图,因为他们是严格按照历史大纲来编的,这是第一。第二,历史教科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一道一道的审查程序才能通过的,连苍蝇都飞不过去,(笑)编者想有另外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

  编者按照历史大纲编出来的教科书,仅仅比旧的历史教科书有了一些新意,但在报道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意识形态问题。这个发生,再回过头来讲,也不奇怪,它也确实有它的新意,人们有可以言说之处,如果没有言说之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新闻、这样的讨论,多种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局。

  西方人的误读也好,《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好,其他的转载也好,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关键是有权力决定教科书生死的这些部门,他们的态度是决定性的,他们要能够承受这些是是非非,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教科书是经过这样一个严格的审查程序过来,是站得住的,可以继续试验下去,关键是在这。

  守旧的力量太强大了

  南都周刊:新版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议是出乎上海市教委意料的,在争论还没有进一步深入或者水落石出之前,就匆忙把它废掉停用了,另起炉灶再编。

  傅国涌: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我现在能想到的,从浅层次想到的,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行政的力量太强大了,一个是旧的思维惯性太强大了。

  有些人的思维惯性还停留在原来的那种历史观上,没有用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历史观去看问题,认为这就触犯了他们看历史的那一套方式。用文明史去搞一个教科书,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他们才有“非意识形态化”的评价。现在历史教科书有四种,甚至有人提出把中国的教科书统一成一种,这些观念要退出中国人的思维,要退出专业人士的思维还是非常困难。这是一种习惯思维在起作用。

  还有一种是行政力量,教育行政部门有权决定这个教科书具体是使用还是废掉,这里头涉及到两级教育行政部门,一级是教育部,一级是地方教委,这两级都在这个教科书废止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到底是哪一级最后决定,在已有的报道里还不是看得很明显,反正这两级都在起作用。

  我想追问的是,这个教育行政部门在决定这个教科书的生死存亡上,为什么权力有这么大,为什么不开一个学界的公证会,召集学生、中学历史老师、教科书编者、教育行政部门、全国史学界,大家坐下来做一个对话式的论证,最后再决定?为什么凭一个行政的判断,就能说停就停,说用就用?我觉得这里面的遗憾是,这个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太强大了。

  徐友渔:在改革开放中做任何事情时,都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上海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任何人都可以对它的结构框架、内容等进行批评、调查和讨论。但是中国有不好的东西是,有些人没有把握用正常的渠道获得胜利,却喜欢用内部告状的方式。告状很容易,但苦的是那些辛辛苦苦办事的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将各方面的人聚集起来公开讨论。

  另外一个是中国固有的老毛病,一旦有些人扯上“左”的思想,那些喜欢“左”的行为的领导就采纳,就想进入意识形态的保险箱。匆忙地编出新的一套教材来应付,也不管内容会不会很合适,质量会不会高。这其实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南都周刊: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史学界本身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为什么不先在学术层面上充分交换意见,公开讨论,就采用“上书”的非常规形式来结束讨论?

  傅国涌:旧的政治思维已经渗透到学术思维中去了。没有用历史本身的逻辑,而是用政治逻辑来思考,给中央上书,这些是他们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这些人的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现在中国从经济上已经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但一些人的思维还比较守旧、落后,一看到跟他的历史观不相同的东西,就想用政治的棒子来把它打掉,而不是持有一种多元、开放的心态,以对话、学术交流的方式进行讨论。

  徐友渔: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今天,如果还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的改革就会遇到大挫折。在中国,中央出台一项政策,要做每一件正经事,只要有个“左”的思想跳出来,大家就会被吓着了,而这件事也就会被阻挠了。这种事不是很常见吗?

  如果这一点不改的话,中国的进步将会非常缓慢。从上海新版教科书受挫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很艰难的过程,任何人想扼杀这个过程,只要有人往“左”的方面一靠,就会轻而易举得逞,改革就会受到阻挠。我觉得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不能让它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我觉得应该就事论事,大家摊到桌上来讨论,按照程序走过的东西不能随便否定。

  对历史教育改革还乐观

  南都周刊:经此一事,你们对历史教育改革和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前景感到悲观吗?

  傅国涌:至少在短期内,我不是很乐观。你看,上海这次实际上是一个教科书改革的尝试,探索意味很浓,但空间就那么小,而且,马上就给阻断了。

  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教科书肯定要变嘛,不变是不行的。传统的那种教科书,那种僵化的模式,不可能再适应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和整个教学体系发展的需要,也跟一个时代完全不吻合。以文明的概念,重新去看待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全世界都已经几乎这么做了,中国也必然这么做。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史学是各种学派相互竞争、相互对话的格局,并不是某一个史学观占了主导,但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是文明变迁的历史观,这基本上是可以全世界通行的方向。

  徐友渔: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比较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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