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区时代的深圳：告别惟GDP论转向效益优先

　　《时代周刊》曾经下过这样一个结论：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会遇到；深圳目前正在做的，是整个中国也必须做的事情；深圳的转型或许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策划/本刊编辑部　　采写/《小康》记者 杜娟　李婕

　　香港回归、珠三角整体崛起、长三角后来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启蒙与示范。

　　虽然不再是一枝独秀的那片经济热土，但深圳也因此获得了一座正常城市的心态——与香港、广州、上海竞争又合作。有专家认为，这些年深圳最大的成就，便是它由一个功能比较单一的经济特区，向一个全面发展的城市升级。

　　虽然在转型期间不乏困惑和焦虑，诸如谁抛弃深圳、房价暴涨等等，但在改革节点等待新突破，改革边界需要新拓进的蛰伏期，深圳也正需要自己的新酝酿。

　　历史篇：深圳速度

　　深圳最有价值的、最值得炫耀的历史，正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以短短27年的时间，便跻身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城市之一，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许多关于深圳的历史书上，总有这样的开场白。

　　《中国国家地理·风水专辑》这样分析深圳的成功：“深圳，天意一半，人为一半！深圳两面临海，地形狭长，形似展翅大鹏，两翼揽水，水聚财，并生万物，是典型的风生水起局。”深圳，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凭深圳河与香港相联，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当仁不让充当着改革开放20年来的排头兵。

　　提起深圳，有一个名字是永远让人铭心刻骨的——邓小平。他在1984年和1992年的春天，两次“南巡”，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全世界讲述了“春天的故事”。

　　深圳莲花山山顶广场的邓小平铜像，矗立在深南路旁的邓小平画像，以及仙湖的邓公手植树高山榕，是深圳人献上鲜花，表达敬意和怀念的经典场所。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晴天到处是土，雨天到处是泥。然而与这个年代对应的特区精神图谱是那头力大无穷的“拓荒牛”。一批又一批追求振兴、自由、效率和创新的移民聚集到这片土地。

　　1980年5月，全国各大城市108位一流的规划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齐聚在当时深圳惟一的“酒店”——新园招待所，他们的使命是描绘特区蓝图。生活区、工业区、仓库区、农田、山林区、游览区……小渔村的形态在图纸上被描绘成新的神话。

　　吴南生、梁湘、袁庚、李灏等一批领导，带着光荣与梦想，渐渐将神话变成现实。改革成为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符号。在动工建设特区发韧地罗湖时，中央只给了3000万元，而首期开发罗湖4000平方公里，需投入10亿元，中央给的3000万元连本钱都算不上。于是，嘴皮和地皮，成为建设特区最原始的本钱。向外商收取地租，用地要交“土地管理费”是特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

　　“杀出一条血路”，是特区成立之初的既定目标，也是必然结果。

　　1984年，高160米，共53层的国贸大厦仅37个月竣工，从此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数万名集体转业的工程兵，创造了这个3天一层楼的奇迹。位于南头半岛顶端，名字又土又有些恐怖的“蛇口”闻名全国，就连蛇口工业区集体宿舍里的规章制度，都是当年《读者文摘》上的经典读物。

　　全国首开工程招标制度，一年建29条道路的奇迹，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人造文化旅游景观，第一只上市股票，第一次公开招聘人才，群众直选干部……

　　物价改革、打破铁饭碗、汇率并轨、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住房制度改革、国民待遇、社会保障……20多年来，深圳创造了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

　　“拓荒牛”和“追梦人”们用激情和青春，在泪水和汗水中，否定着，建设着，找寻着，获得着，思索着，行动着。于是便有了多彩绚烂的深圳。

　　转型篇：深圳蜕变

　　“深圳在发展中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很可能外界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我们要敢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承受外界的压力，承受暂时的误解。”对此，深圳市政府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加速摆脱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积极变化”。

　　深圳减速？

　　在建设特区的27年期间，“深圳速度”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张闪亮的名片。用前18年的时间使GDP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接着用了5年时间使GDP达到了2000亿元，然后仅仅用了2年时间就使GDP达到了5000亿元，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接近30%。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深圳就由一座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拥有846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2006年的近730平方公里，生产总值也从1979年的2亿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600亿元。

　　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但就在今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却主动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从2005年推迟到了2010年，而且把今年的GDP增长速度调低到13%。事实上，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先锋而且一直引领珠三角高速前行的深圳，经济快车已经开始出现减速迹象。

　　因为同样是以上这些真实的数据，背后所隐喻的压力已经让深圳感到呼吸艰难。

　　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论断，中国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就增加1200万。而这种论断对于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深圳而言，显然再贴切不过。在这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伴随而来的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更多挑战。“快速城市化的深圳，已经面临着可持续化发展的严峻挑战。” 土地有限，难以为继；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在 “深圳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表达了他对深圳城市转型发展的忧虑，“这一切的变化都迫使我们的城市面临转型的可能。从深圳建设用地的情况可以看出，深圳的城市扩张非常迅速。1980年到2005年深圳市市域建设用地规模从6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703平方公里，而深圳市总用地面积是1953平方公里，所以可用地的潜力只剩下240平方公里。但据专家计算，按现有技术水平，深圳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将达到1150万人。在水资源方面，深圳市是中国七大严重缺水城市之一。自2004年起，深圳市用水每年以约7000万立方米的速度增长。同时人口问题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隐患。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已超过1200万，其中1026万为暂住人口，伴随人口问题衍生的是一系列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的困境。

　　统计显示，2005年深圳出口总量达到101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3%；深圳市外贸依存度超过140%，是内地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超过发达国家6-8倍。外贸依存度如果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就将面临很高的风险。而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适用于经济特区发展初期的阶段性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后劲提升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积累，贡献不大。再加上房价的上升，高昂的电价，水电资源的匮乏和越来越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定，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开办工厂花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之一。

　　在后“特殊政策”的时代，我们到底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深圳？深圳正在消逝吗？

　　定位的变与辩

　　在激烈的国际性竞争中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定位。尤其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定位越准确，最后掌握的资源就越多，在竞争中取得的优势就越大，生存下来的机会也就越大。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告诉记者：“怎样定位，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看清，这就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浦东崛起后，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深圳昔日由中央政策所赋予的那种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的格局和地位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换言之，深圳正在回归本位，或者说，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城市。只有在认识了这一前提下，深圳的转型才有可能谈得上成功。

　　如果说，深圳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和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的话，那么，目前深圳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目前在深圳的定位上，理论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认为深圳应该仍然强调特区的位置，争取体制资源的高端，从而确定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深圳先走10年的探索成果和经验在全国普遍化以后，并且中央还没有决定“让深圳再先走10年”的情形下，深圳不应该再在“特区”的身份上摇摆，而应以“深圳市”进行重新定位，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两方面争取吸取香港的经验，与香港“打包”共同发展。

　　钟坚说：“定位的频繁变换不利于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没有找到发展重心，而尽快确立自己的定位是深圳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

　　审慎而沉重的转型

　　2005年4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文明指数评价体系。

　　2005年9月，深圳推出了效益深圳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突出反映经济方面的效益。

　　2006年9月，深圳市制定了“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12月底，深圳制订了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

　　这套统计指标体系一诞生，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媒体评价说，“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的出台，标志着深圳正式告别“惟GDP论”。

　　摒弃“惟GDP论”的转型背后又会是怎样的新发展思路呢？

　　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转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纵观世界各个城市的发展，无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转型中得以突破和实现。

　　如果深圳能够从一个低工资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装配工厂一跃转型成为一个高报酬创新型的城市，这将为全中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这要求他们必须拥有更多的自有品牌，自主设计和自主技术，以同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对手进行竞争。

　　如果深圳转型能够成功，那么必将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

　　深圳的转型因为其政治特殊性而肩负更重大的含义。而正因为意义的重大也注定这是一场审慎而沉重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