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制造”危机

　　-杨丽媪

　　从今年春天开始，关于中国产品和食品安全的报道愈演愈烈，成了国际媒体的舆论焦点，并演化成一场所谓的“中国制造”危机。

　　对“中国制造”危机的透视分析，不能排除美国于大选年所表现出的一贯的“政治风暴”，不能排除欧美近年来一贯的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甚至不能排除西方世界近代以来一贯的“排华”与“黄祸”的“种族情结”。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危机追根溯源还是由中国自己制造的，是一小撮唯利是图的企业制造的，是失职的相关监管当局以及反应失当的某些政府部门制造的，是一些长期追求经济增长“政绩”、包庇境内企业投机取巧的地方政府制造的。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反省，才有希望化危机为转机。

　　内外双重标准是祸根

　　一场针对“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危机从

宠物饲料开始，迅速扩大至海产品、牙膏、药品、玩具、轮胎等等，先是被点名、被怀疑，进而面临下架撤货，最后出口被迫停止……受一些西方媒体乃至政府大张旗鼓的动作影响，中国产品的信任危机快速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转眼，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一时间似乎成为“危险不可靠”的同义词，“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不小的信任危机。

　　为应对这场国际危机，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产品质量与

食品安全领导小组，8月2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列出了8大任务，20个目标。

　　对外，商务部则发力为“中国制造”正名，指出相关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对“中国制造”有不公正对待，指出中国欢迎客观的评价，但坚决反对刻意炒作，从整体上丑化“中国制造”。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认为，“中国制造”也是“世界制造”，中国出口的半数以上是加工贸易，否定“中国制造”就是否定世界上众多企业的创意、标准和质量。

　　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也频频强调介绍中国政府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政策举措，藉此表明中国应对国际舆论的诚意与信心。

　　平心而论，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出口食品的安全指标，置于整个国际贸易市场，至少在总体上处于中游水准，否则，在挑剔的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不可能做到如此畅销。在撇开部分国际媒体的炒作甚至某些敌意因素后，出口企业特别是政府，需就如下问题作深刻反思：为何别的国家出口商品出现问题的比率高于中国，却未被国外媒体抓住不放，而“中国制造”一出问题就被无限“放大”？

　　毋庸讳言，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仍在于国内生产体制与市场监管环节，这已为高层官员所承认。出口与内销两个内外有别的市场结构，已经成为暗藏危机的市场体制。不管是出于无意还是有意，我们在产品质量监控上，无论是执行标准还是实施监管，都长期存在着出口与内销两种标准和两套监管制度—所谓外紧内松、内外有别。正是标准与监管的“两张皮”，致使内销产品的质量与安全隐患比比皆是。我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为99%以上，而2006年全国食品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是77.9%，2007年上半年上升到85.1%，14%的差距之大是显然的。

　　事实上，中国人对毒牙膏、劣质轮胎、含铅玩具、含抗菌剂的水产品等有严重质量安全问题的商品并不陌生，甚至现在还在使用。近年来，比此次“中国制造”危机中涉及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如广东“毒大米”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齐二药”事件等，使消费者致命致残，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正是国内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再加上某些地方的工作环境条件恶劣，使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产品形成了一种笼统的、以偏概全的不信任印象，进而又把这种印象不正确地推广到中国出口产品上，当中国出口产品出现正常的质量瑕疵时，他们就会倾向性地加以夸大。

　　况且，国内商品市场“假、冒、伪、劣、毒”泛滥，如何保证出口商品不出问题？对于商家来说，一旦养成了无良、不负责任、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的德性和恶习，管他搞“内销”还是“外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作祟捣鬼。

　　职能部门不作为

　　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始终未能建立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制度结构和独立的监管机构。当今中国有类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些东西，从沿海到内地，人们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国拓荒时期式的资本主义风气”，甚至不乏“英国圈地运动时期羊吃人式的风气”。社会急速转型导致道德上的滑落，而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又严重滞后。利欲熏心的企业主制假售假、投机取巧的行为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小团体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往往对此采取包庇、纵容政策，最终导致少数害群之马殃及整个“中国制造”的声誉与形象。

　　另外，此次“中国制造”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质量标准之混乱和有关部门职能之缺失。以“中国出口牙膏含二甘醇遭退货”为例，我国牙膏生产标准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使用二甘醇，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先后禁止含二甘醇成分牙膏销售后，我国绝大部分牙膏企业相继停止在生产中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但由于国内标准缺位，能否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企业的自觉。倘若有关部门之前就弥补这个空白，牙膏事件何至于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实上，牙膏近年来在我国的诸多产品中一直是“绯闻”主角：先是“三氯生致癌”，接着是“含氟有害”，再接下来是“牙防组”违规认证被“端掉”，近日又爆出“含二甘醇”，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质量标准缺失所致。

　　由于有关部门不作为，我们的企业不得不自己去查找“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要求”，并按照其要求进行生产，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倘若我们的有关部门及时参照国外标准出台与国际接轨并且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我国企业据此生产的牙膏产品就容易合乎规范，牙膏产品也不会三天两头出现各种问题了。

　　所以，对中国而言，“中国制造”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警示。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产品安全监管，加大对肇事厂家和失职官员的惩处力度，并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良性发展的机制。

　　提升产品品质还得靠企业

　　当然，通过这场由国外媒体引发的“中国制造”信誉危机，我们在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的同时，还应该反思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严峻问题。

　　这场“中国制造”危机虽然起于部分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最后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各国在享受中国低价商品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抱怨中国商品冲击了本国产业。而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衡。“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背后，是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积累、低附加值的“社会倾销”。与“商品倾销”不同，“社会倾销”的特征不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贴，而是依靠高资源投入、模仿甚至抄袭已有的知识产权成果和无视劳动权利的压低人力成本带来的“廉价”商品。

　　而且，中国的出口是以量而不是以质取胜，参与国际竞争的法宝仍然是低廉价格。低价的保证是对成本的压缩，但在没有成熟有效的约束机制下，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就会演变成“劣质”的源头。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已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绝不能仅仅归于监管不力，而是毋庸置疑地证明中国企业的生产水平和专业管理素质确实有待提升。如果完全寄希望于政府的监管，那是绝对不现实的。不要说中国出口部门，就是在美国，由于食品医药管理局(FDA)受人力物力的限制，再加上不断增加的进口品数量，如今在代理商运来的所有进口品中也只有0.7%得到了调查，这个数字只及十年前的一半。

　　二战后的日本、韩国，也都曾遭遇质量危机。根据日本学者的看法，在“日本制造”由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转变为品质优秀的象征的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和监管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企业的自觉。日本企业、还有后来的韩国企业，对于出口实施了一套完整的质量监控、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并将此过程把握在自己手里。而目前中国企业却不是这样，它主要把产品交付给海外经销商，以求享受即时快速拓展海外市场的快感。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代理商都存在官僚主义陷阱，漠视监管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来自中国的消费品数量自1997年以来计划增长了近三倍，但是过去五年里，代理商的预算支出却只增长了12%。很明显，代理商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能指望他们把好质量门。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至少有几个方面可以借鉴。第一，政府建立健全严格的质量规范体系；第二，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大企业组装生产线上的每一个零配件，可能都来自中小企业；第三，在全社会形成一股追求卓越品质的风气；第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创立品牌。

　　无论如何，随着中国出口升级加速，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像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对于出口实施一套完整的质量监控、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而是继续短视地将产品交付给海外经销商，以求享受即期快速拓展海外市场的快感，那么，这种快感为时不会长了。

　　而如果我们能把这次“中国制造”的危机，化作加强品质监督、改进机制、提升产品层次、提高产业结构，从而改善产品安全性能的机会，让“中国制造”不仅价廉，而且物美，勤修内功，“中国制造”的危机就真的是危中有“转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