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评价，要让人信服

　　郭之纯

　　最近，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几则“利好”的消息，却接连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一， 9月18日某权威报告称，由于“人均国民收入从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二，某重要科学部门9月24日称，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为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其三，9月25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认为，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两千多万。”

　　从舆论反应看，这几个结论难能获得普遍认可。有人尖锐地指出：有关国民收入的数字“或许只能说明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在持续加大”，因为真正达到年收入2010美元的家庭实际是绝对的少数。“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结论，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更引起一些人的嘲笑。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学术腐败、科研泡沫等非常严重，中国许多“科技人才”名不副实，这导致中国在许多行业的核心技术方面都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中国制造”多而“中国创造”少已是有识者挥之不去的心病，以“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说事，无助于整体科技实力的真正提高。所谓“扶贫成果”的消息，同样被一些人批评为只是“数字脱贫”而已。

　　短短几天时间，权威部门发布的好消息，接连遭遇如此质疑，的确值得深思。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某些部门和研究者对社会的观察和评价离现实有些远了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很好地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这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全面接轨，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理论融合和经济一体化等进程，国内某些研究者似乎逐渐失去了“立足国情”的耐心、意识或能力，越来越多地依照外来概念和理论体系解释和评价中国社会，或者是十分“想当然”、如同盲人摸象般地分析各种现实问题，其僵化生硬、不够贴切现实、不够多角度的一面正日益显现出负面作用。某些僵化或过于主观的社会解读方式害莫大焉，因其不仅会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住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误导政府的决策，有时也会影响到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三年前，在世界银行曾举办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国某部门宣称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900万，但世界银行副行长弗兰妮立刻在同一场合表示，按照他们综合各类数据和折合不同系数，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是由1981年的6.34亿下降到2.1亿。一时间，在场的国际记者哗然。

　　赞美自己的国家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能否客观、准确、全方位地分析和评价自己，则是体现一个大国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几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外电采访时，曾经提出过一个“乘除法”：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后来，他曾经多次重新提到过这个“算式”，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其实，温总理提出的“算式”，正是一个认识中国的方法论。人多底子薄，地大物不博，近百多年来更曾受到战争、政治运动、自然灾害等种种国际和国内因素掣肘，导致中国在经济发展、基础建设乃至人口素质、社会治理等方面均与世界发达国家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评价中国社会发展不能忽略这样的特殊现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可以让人们产生截然不同的现实理解和未来期盼。这将影响到发展路径的选择，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程都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从当前来看，尽快寻找确立一套适合中国特殊国情、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社会分析角度、发展评价标准以及成果衡量系数，已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客观的自我评价，培养我们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而不应该是虚幻的精神胜利。毕竟，通过符合现实的评价标准，才能真正发现和正视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譬如，温总理及现任政府常采用“穷人经济学”、“穷人教育学”等评价标准，并据此推出了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等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便使农村面貌在近几年不断得以改观。

　　当前，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差距很大，即便同样生活在城市，那些白领和农民工之间的生活亦迥然有别。此种背景下，要准确分析社会、理解现实，应该努力完善、创造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谨防僵化的评价标准将发展引入歧途。▲(作者是河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