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场清洁能源的革命

　　卢思骋

　　[编者按]

　　2007年9月18日，第6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潘基文第一次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参与联大会议。就任以来一直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任期内重要事项的潘基文，更将该话题设进会议日程，于9月24日召开高级别首脑会议，并明确将会议题目定为“未来在我们手中：发挥领导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总统布什计划于9月底在华盛顿召集排放国会议，讨论建立在《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新的减排系统，因此潘基文希望借由本次联大高级别的首脑会议向布什发出信号——继续支持《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才是正确之路。

　　在联合国关于本次高级别会议的声明中，说会议目的是为“促进探讨可能的办法，推动国际社会在即将于12月在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上谈判缔结新的全球协定”。同时指出：秘书长“打算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国际社会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唯一的全球论坛，联合国具备独特的条件，有能力形成一种共同的办法，对付气候变化。”

　　受潘基文邀请，绿色和平中国项目与传讯总监卢思骋于9月24日出席本次高级别会议，代表来自中国的环保组织发言，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民间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讨论。本文即为卢思骋的发言，由本刊独家刊登。

　　中国正处在气候变化问题争论的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一研究结果引发了这样的论调：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首先要行动起来。

　　但事实上，要说明的是：中国已经在行动了！6月初，中国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中国将采取的一系列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其中包括制定有约束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效提高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尚低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意识到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带来的后果——中国已经开始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后果，比如说越来越频繁、严峻的旱涝、台风等灾害。喜玛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中亚的冰川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这些冰川的消失将威胁到千百万亚洲人赖以生存的水源。

　　为了防止气候变化的最严峻后果，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能源革命。煤炭的使用占中国能源消耗的7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必须终止。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必须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不是技术革命，而是让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革命。当今世界已经拥有了让我们有能力开始对抗气候变化威胁所需的先进技术。我们没有时间继续坐而论道，而不去推动实质的改变；我们没有时间再为各种技术倡议分心。阻止清洁高效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不是技术的可行性，而是政策和财政支持的不力。只有通过加强《京都议定书》、通过在各国国内推行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法规，我们才能为这场清洁能源革命的到来创造理想的投资环境。顺便提一句，危险而又昂贵的核能不应该是能源革命的一部分。

　　譬如，中国应该对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有更大的野心。到2020年，中国应该开发1.18亿千瓦的风电以及2500万千瓦的太阳能光伏，两者相加可以占2020年发电总量的9%。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到2050年能源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能减少50%。事实上，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世界能源一半的需求。

　　能在《京都议定书》的下一个阶段实施强有力的减排目标，也是清洁技术蓬勃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在今年12月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必须通过《巴厘授权》，而不是虚无的路线图，也不能是许愿清单，而是一个清晰且具法律效力的授权，以指引气候谈判，使各国在2009年底前达成一致，确保将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不用说，在谈判《巴厘授权》时，是需要巨大的雄心和决心的。如果我们还想有一次机会，来阻止气候变化的最严峻后果，那么达成的《巴厘授权》必须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首先，《巴厘授权》应能指导各国采取行动，在未来10年内使全球的排放步入趋于下降的轨道，确保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

　　其次，发达国家担负着大部分的历史排放责任，必须率先采取行动。到2020年，发达国家的整体排放应当至少削减至其1990年的水平的30 %。

　　再次，更多的国家应该加入到《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诸如韩国、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高人均收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应该在下一承诺期采纳减排目标。

　　第四，《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协议采用的架构应具有开放性，以允许设立量化国家排放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国际碳交易的体系中。

　　第五，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也需要通过部门性(例如电力部门)或其他量化协议，来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加入到《京都议定书》的排放交易体系中来。具体的协议当然需要根据各中等收入国家的国情来量体制订，但是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采取更多的行动是必须的。同时应该制定更多的奖励机制，使京都协议的减排体系更有吸引力。

　　第六，必须成立一个大规模的清洁技术配置机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转用清洁、高效的技术。一年投资3000亿美元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大约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就能够实现科学结论所指出的减排水平。如世界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应该将其所有对能源领域的投资都用以实现这一能源革命。同时，2012年后的京都议定书需要确保进一步的资金，来改造全球能源体系。

　　最后，我要提出的是一个鼓励减少毁林的机制，以提供未来15年内大幅降低森林砍伐所必需的规模和资金。

　　现在还为时不晚，但形势确实越来越紧迫。气候变化发生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影响到来的时间也比我们预想的要早，这不是个好兆头！为了适应未来10年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后果，我们要付出的成本已经相当惊人。清醒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所有人必须在这危机的时刻觉醒。

　　第一步已经迈出！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发展便可作证。去年和今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年增长率都超过100%；自2005年以来，超过90%的中国风电项目已申请加入《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每一个风电场的建成，都使我们朝着清洁低碳的未来更进一步；而每一个煤电厂的建成，又将我们困在高排放的发展老路上。

　　现在，亲爱的各国领导人，我们需要你们采取决定性的下一步；我们需要你们支持能源革命，以确保公共资金不断注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能效的提高；我们需要你们同意《巴厘授权》，以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气候机制！

　　我们一起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