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代表周晔：我当选是因为身后残疾人群体

　　特教老师当选，因残疾人越来越受社会重视

　　新京报：当选十七大代表后，有什么感受？

　　周晔：觉得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是光荣，更是责任。我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唯一的代表，作为特殊教育老师，当选之后，更加感觉到责任重大。

　　新京报：之前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选？

　　周晔：我觉得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之所以会觉得可能性比较大，是因为作为特殊教育老师身后的群体———残疾人这个备受关注的弱势群体，而且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可能会当选。

　　

新京报：你感觉到身后的群体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周晔：对。单从我们学校看就很明显。前两天，北京市体委给我们送来了30万，帮助我们建立残疾儿童金帆艺术团。原来只有正常儿童有金帆艺术团，现在各级机构希望做到正常孩子有什么，残疾孩子就有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而且，现在普通学校的老师开始向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学习，开始意识到特殊教育的老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教学方法。

　　我记得2004年国庆的时候，在中山公园，胡锦涛总书记和我们学校的学生聊天。我们学校一个有耳疾的孩子，不需要任何手势对胡锦涛总书记的问题做了回答。总书记非常高兴，对那个孩子说一定要坚持下去。那时侯能深切的感受到领导人对残疾儿童的关爱。

　　此外，以前没有残疾人保障法，没有残疾人保障基金，现在都有了。对残疾儿童的照顾从制度层面上也越来越具体。

　　不被理解很难受，曾打算放弃特教当模特

　　新京报：你是1983年开始从事这一行的，刚到学校时的情景还有印象吗？

　　周晔：那时候学校很破，是一个四合院的平房。整个学校只有100多人。当时对特殊教育没有任何认识。就觉得要教的学生都是有缺陷的孩子。先听了两周课，手语学了一个大概，就硬着头皮去教学生。

　　新京报：第一堂课效果怎么样？

　　周晔：别提了。现在想来，那根本就不是课。和学生完全没有交流，我说的话学生听不见，手语又非常僵硬，没有任何章法。你要知道，手语也是一种语言，也是要有停顿的。学生比划的我也看不懂。就这样我硬撑了一节课。

　　新京报：当时有放弃的念头吗？

　　周晔：说实话，确实有。那段时间正好

长城饭店招模特。我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就报了名还真的被招上了。虽然对模特那个行业不懂，但是也知道是挺光鲜的，就动心了。

　　新京报：为什么没去呢？

　　周晔：一个是我父亲不同意。他是搞教育的，觉得特殊教育这个行业肯定会有大的发展。他不希望我去当模特，接受不了。另外一个就是我的那些学生，他们让我很感动。我教他们没多长时间，我病了没去上课。学生们就一路摸到了我家里来看我。要知道他们是聋哑人，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而且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对老师的感情和一般孩子不一样。他们和老师更贴近，因为老师懂他们的话和心理，有很多事情他们只能和老师说。他们对老师的感情特别简单、纯洁。

　　新京报：做特殊教育老师，会遇到一些很不爽的人和事吗？

　　周晔：当然会。我记得，刚当老师的时候，带着孩子们出去郊游，会有人围观。因为老师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一般是一边打手势，一边说话。在很嘈杂的地方，我们说话的声音会被淹没。围观的人就会说，“哎呦，这老师是个哑巴”。听了之后我挺受刺激的，就故意大声和学生说话。结果围观的人听了之后又说，“原来是个正常人，正常人怎么干这个，真可惜。”

　　新京报：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周晔：是啊。所以，我特别难受。在他们看来只有素质不行的人才会教这些孩子。我当时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心气儿高，我偏要做好，告诉这些瞧不起我们做特殊教育的人。让他们知道，从事特殊教育的人都是优秀的。

　　新京报：现在的情况要好很多了吧？

　　周晔：那是的。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证明了一点，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让他去做普通教育，绝对没问题。但是从事普通教育的人让他转行做特殊教育，就不见得能行。

　　工作压力很大，学生教会自己如何做老师

　　新京报：你在做政协委员的时候提过特殊教育老师的待遇问题，你们现在的待遇怎么样？

　　周晔：现在特教老师的待遇确实不高。我从事特教工作24年，我的补贴是每月304块。从事特教10年的一个老师，每月补贴只有160块。

　　新京报：干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待特教这个行业？

　　周晔：特殊教育老师面对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同普通老师是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个体化的学生，每个人的残障程度都不一样。而且，特教老师没有值得炫耀的桃李回报。我们看不到一个孩子从稚嫩的儿童成为国家的理想人才。残障的儿童有时行为异常，有一些不受意志控制的攻击性行为。我们有的学校老师就被抓伤过，只能默默忍耐。很多孩子发声不正常，长期在孩子们语音噪音的侵袭下，老师处于一种焦躁状态。

　　新京报：你有过这样的状态吗？

　　周晔：当然会有。教孩子一个简单的字母发音，有时需要一周甚至一个月，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发不出来。孩子们因为自己生理基础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但是付出那么多努力，还是会有情绪。为了让孩子们学会一个字母，我们只能调动一切方法和手段。发不出“a”这个音，我们就让孩子一只手摸着我的胸口，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胸口，通过触觉来感知。看着我的口型，再用小镜子来看自己的口型。“h”这个音，孩子们总是出不来气流，我就让他们去操场上跑步，跑得呼呼喘气，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气流。

　　新京报：你是怎么来克服这种情绪的？

　　周晔：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学生教会了我如何做事。我有一个学生，学“G”这个音，快一个月了也学不会。后来我自己都放弃了，我觉得她一辈子也学不会了。结果这个孩子还是每天一有空就拿着G的卡片来找我。我问她你怎么还来，她就眨眨眼睛，眼睛里那份渴望让人觉得特别心疼。后来，她终于学会了。那天，她的哥哥和爷爷来接她。她站在哥哥面前生硬的叫了一声“哥哥”。当时，祖孙三人抱头痛哭。那一刻，我真正了解了作为一个特教老师的责任。

　　新京报：听说你也是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手语主持人？

　　周晔：对，每周都会有半个小时，这是为了推广中国手语。作一个手语主持人，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我可以为有听力障碍者做的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了，面向了更大的群体。

　　新京报：手语主持是不是也表明整个社会对残疾人士的尊重？

　　周晔：对，这是新闻媒体对残疾人的尊重。这些年盲道也好，残疾人通道也好，各种措施都在做。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残疾人不敢出门，也不愿出门。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受到伤害，受到障碍，这些还需要完善。

　　认为政府应为智障儿童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十七大上提一些关于残疾人的建议？

　　周晔：会有。其中之一，就是智障孩子的就业问题，重度智障人的养老问题。我认为，应该拿出有效的资金、团体的捐赠，建立更多的福利工厂，让轻度和中度的智障人士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重度智障人应该有福利的托老所。残疾不是他们的责任。中国有智障的孩子，家庭就面临着巨大的包袱，我觉得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新京报：就业的问题现在是个热点，能谈得更具体一些吗？

　　周晔：目前，残疾人就业很不乐观。比如，盲人除了按摩，还能找到其他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残疾人就业方面，政府应该想更多的办法。能让残疾人找到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能感受到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做人的尊严。我曾经配合公安机关给一些聋人的盗窃团伙做过手语翻译。每次看到这些聋哑人，心里很难受，如果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不会走上这条路。

　　新京报：作为北京市东城区的唯一代表，关于北京发展和建设，你会提些建议吗？

　　周晔：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考虑清楚。你说北京的特色在哪里？北京的感觉在哪里？北京的文化是多少辈子的北京人沉淀下来的，现在的人能不能真正的融入北京文化？我想只有先让北京人能够享受北京城，北京文化才能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会提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建议。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寒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袁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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