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案件与两个“80后”

　　本刊记者/杜智娜

　　同样都是“80后”的孩子，安检与小亮走着完全不同的路。一边是身陷囹圄，一边是满怀希望。

　　背景：2006年12月30日上午，被告人安检因生活琐事与父母发生争吵，父亲上前推打他之后，他负气离家出走。当天下午，为泄愤的安检，想到一个月前由于面粉涨价而与自己的父母起过争执的高强。晚上8时许，安检以让高强为自己家的包子铺送面粉为由，将其骗至一个小胡同，拿出事先准备的菜刀，猛砍高强的头部、双上肢、手部等部位20余刀，致高强急性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安检作案后，于当晚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北潞园派出所投案自首。

　　2007年9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安检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赔偿被害人家属人民币37万余元。

　　1988年出生的安检，作案时刚刚过完18岁生日。在主审法官眼中，这个“80后”的独生子，受到父母过分的溺爱，“说不得、打不得”，最终因一时冲动，将自己送入囹圄。

　　被此案改变命运的，还有高强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是“80后”，却与安检截然不同。

　　一边是辍学，一边是求学

　　高强的大儿子小亮，1985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小亮4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小齐也降生到这个家庭。虽然生活拮据，但让高强夫妇欣慰的是，两个儿子都非常懂事，他们知道父母的钱来之不易，从不多要一分。

　　“我爸受了一辈子罪，从没享受过一天。”小亮从小就看着父亲为这个家日夜操劳，“他在村里赶过马车，在铁厂干过活。后来买了一辆三轮车拉土，就是拿铁锹，将三轮车一锹一锹装满，再给人家拉过去。这活特别累，一般的青壮年都受不了。特别是在冬天，土都冻成块儿了，还得拿铁棍撬起来。就这样，还有好多人欠着钱不给。”

　　1997年，高强的小女儿出生。一家人仅靠一年2000多元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为了供孩子们上学，2001年，高强夫妇带着小女儿来到北京。在亲威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型粮油店。而小亮和弟弟一直在老家上学，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与他们相比，安检的童年要幸福得多。

　　安检的祖籍是浙江省嵊州市，他就出生在崇仁镇的安家村。安检的童年很快乐，因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总能拿出令小伙伴羡慕的零花钱买东西。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充裕的生活，安检的父母一同外出打工。小安检便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吃喝不愁的安检根本不清楚父母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只知道，只要他想买东西，爷爷奶奶就会给他钱。“爷爷奶奶对我很好，从来不打骂我，也不让我干活。”安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还念念不忘疼爱他的爷爷奶奶。但是在两年前，两位老人相继离世。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也不管，自由的安检很快就“学坏了”。“我有七八十个朋友，我们每天混在一起玩儿。”安检说，他越来越不想上学，“学习成绩不好，读书也读不进去”，初中还没毕业，安检就辍学了。2004年他来到北京，此时他的父母已经在北京站稳了脚。

　　安检辍学那年，小亮正备战高考。2005年，小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烟台某大学的法律系。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高强比小亮还兴奋。

　　“我爸是最高兴的，他一直都希望我们能脱离农民，他说我好好上学，他自己受再大的罪也值了。”就在小亮暗下决心将来工作后回报父母时，父亲出事了。

　　此时，小齐正读高三。学习成绩排前10名的他，主动提出退学，来到北京大兴区的一家电焊厂打工，一个月挣500元。

　　“他肯定能考上大学的。” 对于弟弟，小亮一直都很愧疚，“虽然弟弟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他特别懂事”。

　　如今，小齐工作已经7个多月了，却一直没拿到钱。

　　一边是溺爱，一边是疼爱

　　直到收到判决书，安检的父亲仍然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去杀人。

　　“他平时很听话，我们说什么都听。”透过电话线，安父仍然为儿子辩解：“出事那天，我是打了他，但我没有用力呀。”

　　安父一直没有认识到，安检走到这一步，都源于他们的溺爱。

　　“我父母从来没打过我。”安检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始终将头扭向一边，声音很小。“有时我和父母吵几句，但从来没动过手。那天父亲是头一次打我，我心里很难过。”

　　安检说，那天早上，他感觉肚子疼，就让母亲带他去

医院看病。没想到母亲没理他，只顾包包子。他觉得很失落，就和母亲吵了两句。之后，他在帮忙包包子时，不小心将馅掉在地上，母亲骂了他。原本心情就不好的他，上手推了母亲一下，父亲见后，很生气，上前打了他。

　　“以前我做错事，父母总是教育我，不要去学坏，可是我听不进去，觉得他们唠叨很烦。”安检说，他来北京后就没有朋友了，只有两个同住在良乡的老乡。心烦的时候，他就叫他俩一起去超市买东西。“钱是我父母给我，我要多少他们就给多少，从来不问我买什么。”

　　挨打后负气离家出走的安检，在一家小宾馆里睡了一天，醒来后越想越委屈。于是想到了给自己家送面粉的高强，一个月前因为面粉涨价，他曾和父母吵过架。“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想砍伤了赔他钱，砍死了给他偿命。”

　　安检的一时冲动让小亮兄妹3人永远地失去了爱他们的父亲。

　　“父亲人特别好，每天都乐呵呵的。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村里的人都特别喜欢他。”想起和父亲一起玩游戏的情景，小亮用手掩住嘴，眼圈红了。

　　小亮说，父亲特别关心他和弟弟的学习。记得有一次他考试没考好，父亲没有批评他，反而很自责地说：“咱们家条件不好，你要好好学习，给家里争点气。” 小亮明白，因为父亲小时候受过苦，他不愿再让孩子们受苦。

　　“父亲对我们3个人的疼爱都是一样的，从没有偏过谁。如果我们犯了错，一般都是母亲打我们两三下，父亲再对我们进行说教。他总是当中间人，很少动手。”一向懂事的3个孩子，对于父母的管教，虽偶有不服，但从来不和父母顶嘴，“过两天就没事了”。

　　因为知道父母挣钱不容易，小亮他们花钱很节省。“小齐去打工，我见他身上穿的衣服破了，就说给他买两件新衣服，这孩子说什么也不要。”高强的妻子哭着告诉记者。

　　“我去上大学，父亲一直跟我说，在学校要吃好，别受苦。但我知道，他们一年也舍不得吃一次肉。”在小亮心里，他心疼父亲多一点。

　　一边是悔恨，一边是仇恨

　　站在被告席上的安检，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将头埋得更低了。他面无表情地应对着媒体的闪光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声音极低地说：“我对不起他们，我很后悔。”

　　在看守所里度过的这段日子，安检越来越想养育自己的父母。他知道为了赔偿被害人家属，父亲已经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2万块钱；母亲因为受不了打击，一直卧病在床。“我也想过将来挣钱养他们，但现在……等我出去吧。”安检微微提高了一点声音，说：“我也会尽我的能力赔偿他们(被害人家属)，我出去后，只要有钱了就会去找他们。”

　　安检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直在说：“事情到现在，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他说，安检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9月6日宣判时，小亮已经回学校了。这次走，他只带了几百元的生活费，至于近4000元的学费，他决定向学校申请缓交。小亮想过在学校附近打工，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可是这个学期的课太多了，让他分身无术。

　　“这一切都是安检造成的，你恨他吗？”在QQ里，记者问他。

　　“嗯。”

　　“你从心底能原谅这个比你小的男孩吗？”

　　“不可能。”

　　“是不想原谅，还是不能原谅？”

　　“不能。”

　　小亮不能原谅安检，因为他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爸出事时，我还在学校，不知道这事。寒假我坐火车到北京后，是舅舅和表弟接的我。以前都是我爸来接我的，当时我就怀疑家里有事。在回家的路上，舅舅跟我说，我爸出事了，住院了。我问在哪家医院，我去看他。舅舅说我爸在加护病房，不让家属陪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我爸肯定出事了。到家后，我妈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但不用问我也猜到了。回家后第三天，我就陪我妈去了法医鉴定中心，可是没能见到我爸。

　　家里出了变故，小亮一直憋在心里，没有告诉他的同学，甚至连能交心的好友都没说。

　　问到他以后的打算，小亮很矛盾：“我想考研，可是对我目前的家庭情况来说，大学毕业后赶紧找工作挣钱很重要，但是现在的就业形势不好，如果不读研，可能找不到好工作。”

　　虽然小亮一再说对今后的生活很茫然，但他还是给自己制定了目标：“我想先考研，再考

公务员，然后考

司法考试。虽然这些考试都很难，通过率很低，但总得赌一下。”无论今后做什么，有一点，小亮很坚定：“我想找到工作后，把妈妈接走，不会再留在北京了，我要带她离开这个伤心地。”

　　记者注意到，小亮的QQ签名里写着：“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文中人物除安检之外均为化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10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