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还是治疗

　　文/霍爱华

　　2007年的7月下旬，被控向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受伤的人注射加速死亡的镇定剂的医生安娜·鲍逃过一劫，当天路易斯安那州大陪审团做出安娜医生无罪的裁决，终结了这起引起巨大争议的刑事案件。但是，被告仍然面临着数项由死者家属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美国的新奥尔良，1000多人在这场飓风中遇难，当人们还没有从飓风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时，在当地纪念医院里发生的至少有34人在等待撤退时死亡的悲剧无疑又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悲惨性。

　　不久之后，一个“这34人中有些人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吗啡或其他镇静药物”的谣言开始流传。在暴风雨发生近一年后，也就是2006年7月，美国地方当局逮捕了参与其中的安娜·鲍医生——一名著名的头颈外科专家，并以其谋杀了9名病人的罪名将其起诉至地方州法院。

　　2007年7月下旬，路易斯安那州大陪审团做出安娜医生无罪的裁决，终结了这起引起巨大争议的刑事案件。但是被告仍然面临着数项由死者家属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

　　绝望中，被迫做出痛苦抉择

　　安娜在整个事件过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她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前的周末到达医院的。暴风雨过后，医院内部已经被摧残成一个令人绝望的地下墓穴：没有电、没有水、温度高达华氏110度、空气里的腐臭气味令人窒息。安娜医生说，当时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给病人进行治疗，已经不能分清医生与护士的职责，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

　　医院的负责人努力联系直升机救援，但医护人员被告知他们没有优先撤退的可能，只能等那些已经在房顶的人撤退以后才能轮到他们。

　　在正常的医疗状况下，最严重的病人应该被优先救助，但是当时的情况已经恶劣到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医生不得不达成共识，那就是他们不可能救活每一个人，只能优先去帮助那些还有存活可能的病人，也就是采取只有在战争情况下才采用的“治疗类选法”。

　　安娜医生承认，为此，他们被迫做出最痛苦的抉择，就是将所有的病人分成三个等级，最严重的是第三等级。“你无法想象当你遇到那些已经结婚50年的老年夫妇，因为你只能优先帮助其中一个而不得不将他们分开处理时，作为一个医生的艰难感觉。”

　　过了两天后，医院的形势变得更加令人绝望。而就在此时，医院的行政人员错误地宣布：暂时不会有救援了。安娜说，他们只能就当时的情形做出恰当的决定。“每个人都希望可以走出医院，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在医院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只能把资源用在部分人身上。每个人的情况都越来越糟糕，人们不断地死去，甚至医院自己的人也开始倒下，而又有更多的人涌到医院里来。在7楼特护单元的病人都属于病情最严重的第三等级，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最终都会离开医院，但没人知道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因此，他们还要在这里呆上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只是一天，但就是这一天，那也是在地狱里的一天。为此，我和其他几位医生一起讨论怎么做才是对这些重症病人最好的方案，他们是最不可能成功撤退的一群，最后我们共同决定的结果是使用镇静剂。”

　　“我知道那些药物会加速病人死亡”

　　当记者问安娜医生是谁特别指派她进行最后的注射时，她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没有人指派，我也没有特别的志愿做任何事。”

　　在对安娜的指控里，检察官查尔斯·福特声称安娜对不是她的病人的人进行了这项操作。对此，安娜说：“当时没有确定的医生负责7楼的工作，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早已无法区分医生与护士的工作，更不用说区分哪些人是由哪个医生负责了。所有的病人已经成为每个医生的病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对病人说，‘对不起，你不是我的病人，我什么都不能对你做’，那简直是可笑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有3/4的病人早就因为没有自己的医生而不在人世了。我们是医生，我们关心所有在医院里的人，那就是我们做的，我们在医院里到处忙碌的目的不是伤害任何人，更不用说去杀人了。”

　　安娜承认，她确实向那9名病人实施了吗啡和一种镇静剂的注射，并且知道那些药物可能会加速他们的死亡。但是，她说杀死他们绝对不是她的意图。

　　安娜医生说：“那些病人正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我们只是想减轻他们的痛苦，如果这么做加速了他们的死亡，那绝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但是，我也承认他们可能因此会更快死去的想法确实掠过我的脑海。作为一名医生，在你开出一个药方或治疗方案的时候，这样的想法都会有。那就是这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每次你开出一种抗生素时，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想到的只是帮忙。他们当时确实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更何况是处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

　　一年后被控4项2级谋杀

　　“我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在冒险与减轻病人病痛之间做出平衡。我们不可能直接向病人说：‘你正因为肺癌死去，如果我们给你服用吗啡，可以减轻你的痛苦，但你有可能死得更早。’那太残忍了。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不开药吗？让他们自生自灭吗？在那样无助的环境下，我们希望可以让病人在有限的条件下稍微好过一点，更有尊严一点。”

　　在救援的直升机终于到达了医院后，安娜是最后离开医院的几个人中的一个。那时已经是下午6时了。而就在这一切发生将近一年后的一天，在她刚刚结束了一个13小时的外科手术回到家，独自吃着生菜

　　他们没有顾及她在一周时间里都预约了手术，他们也无视她作为一个医生在当时的职责和她的病人为此可能面临的危险。安娜说：“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准备，如果我知道我有可能被捕，我会提前通知我的病人，而不是让他们在第二天就要接受手术的前夜，在晚上的10点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医生因为被控谋杀被捕了。那些都是已经预约了的切除恶性肿瘤的紧急外科手术，而这些病人的治疗就这样被耽搁了，还要不得不去找其他的医生，到现在我仍然为此感到不安。为什么那些指控我对那9个病人做了医生不应该做的事情时，没有考虑一下这些。”

　　作为11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安娜说：“在整个过程中，我都企求我的家人渡过难关。特别是我84岁的母亲。他们与我一起共同经历了所有的风波。”

　　安娜的支持者的反应也是迅速的，包括那些担心治疗决定会被无端地认定为犯罪的医生们，他们立即建立了专门支持安娜的网站。上百人在新奥尔良的公园里集会。给人印象深刻的法庭辩论使得“是否出于怜悯而采取的医学治疗而导致病人死亡是正当的”的讨论再次引起了世人巨大关注。

　　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诉讼

　　面对社会广泛关注和压力，亚瑟·凯普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疗道德委员会的主席支持法院继续对安娜案件的审理，他说：“因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协助自杀事件，那些死者并没有要求她做任何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神智是完全不清醒的。”

　　对此，安娜说：“我对福特先生所做的一切表示遗憾，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理由，但他也应该尊重陪审团的意见。”而她并不想因为他的意见踌躇不前，也不想再回顾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安娜说：“我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也许是幸运，也许是不幸，但这就是我。我不会因为有了这段难过的经历就放弃这个事业，而且我仍然会做一切对我的病人有帮助的事情。作为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我也会坚持我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决定。我不会让这件事影响我将要做出的决定。”

　　而那些曾是安娜病人的人仍然打电话给她，希望她继续做他们的医生，并为他们治疗。“他们知道我是真诚的，认可我作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名誉，从这个方面讲，我不认为这件事对我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许我在这场诉讼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这是一起没有胜者的诉讼。在纪念医院里发生的一切，在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永远都会留在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人们余生的记忆里。但我会尽力让生活继续向前，虽然这并不容易。”

　　在陪审团宣布撤销对安娜的所有指控后，安娜感到如释重负，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对结果的不确定和漫长的等待，她一直处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与痛苦之中，安娜希望这个案子可以让公众达成对于那些愿意在灾难发生时提供医疗救助的医生给予更多保护的共识。她的律师瑞克·西蒙思说：“你必须鼓励这样的医生，让他们在危难时刻成为志愿者，而不是使他们感到气馁。”他相信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医师保护法是必要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10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