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工人的中国苦旅

　　周 源

　　故事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雨夜开始，长镜头扫过聚集在工厂门外的意大利工人，他们静静等待着什么。此时，一辆载满中国人的大客车驶来，车上一个男子对他的伙伴说“我想去斗兽场”，对方回答“斗兽场在罗马”，说话的人一脸失望。

　　在雨夜中等待的意大利工人却无法如此轻松，他们围拢过去齐声喊口号，如果不仔细听，大概不能分辨出这是用极不标准的中文喊出的“吸血鬼！吸血鬼！”中国客人们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心情并没有被抗议打扰，他们是来收购这座大型钢厂的高炉的，而钢厂的关闭将使得工人们失业——虽然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错，一个面孔还很年轻的意大利小伙子绝望地问同事：“我们该怎么办？”

　　维修工人文森佐像幽灵一样在停工的工厂里巡游，他没有加入游行抗议，而是私下告诉中方负责人，高炉有缺陷，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接着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慢慢拆，第二不要使用电弧——因为会引发爆炸。建议看上去被愉快地接受了，然而当他携带着改进过的高炉部件再次来到工厂时，发现高炉不见了，爆炸遗留的空洞裸露出断落的钢筋，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只是挫折的开始。

　　为了寻找含有隐患的高炉，文森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从上海、武汉、重庆一直追到包头，终于将这个附加了过多价值的高炉部件交给了懂行的中国工人——当他如释重负离开工厂时，却不知道这个部件的命运是被扔进垃圾堆。

　　《消逝的星星》是一部几乎全部在中国取景和拍摄的意大利电影，这很不寻常，尤其是它所拍摄的中国无关东方传奇和政治偏见，而是彻底关注当下，也因此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视角，使我们能进入一个意大利人的躯壳看见自己。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参加了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奖的影片，除了在北京的意大利电影周和上海电影节进行过小规模的公映，似乎并没有再在中国大陆合法上映的可能。

　　中国是怎样的

　　《消逝的星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预告片，唯一的台词是相同的，“我从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在这名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眼中，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电影在一开始便给出了暗示：文森佐示意在那不勒斯厂区的中国工人不要抽烟，工人掐灭了烟头，就在文森佐转身的刹那，顺手又从口袋拿出一支烟点上，动作连贯得如同本能。这个细节文森佐没有看到，即便看到他可能也不会意识到这种“本能”意味着什么。

　　在上海负责采购高炉的公司领导接待了他，新领导用倨傲、怀疑并且神秘的口气告诉文森佐，之前的负责人已经被废除了；在武汉钢铁厂他因身份和目的不明被抓，在警察局被粗暴对待，获释后他说：“看那个警察的脸，这里是有死刑的。”却不知道了解真相后，警察们忙了半晌帮他找寻工厂；他住在重庆一座居民楼，每间房子都塞满了人，有8000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开小作坊、卖猪头肉；他看到工厂区后勤工人的孩子们，在污浊的空气、肮脏的地上端着搪瓷饭盒一口一口地吃饭……他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硬座火车、轮渡、长途汽车、卡车，经过中国最典型的城市和乡村，大多数时候，和中国最平凡的人群待在一起，他悲悯，他惊异，然而，似乎，他看到的人们比他快乐，在最卑微的生存状态中迸发着最根本的活力，文森佐说“我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

　　《消逝的星星》并不是旨在批判中国，它只是将中国摊开在观众眼前，人们的劣根性同他们的善良、坚韧一样清晰，电影中的一切细节都如此精确，以至于文森佐看到的中国并不比我们看到的更奇特， 却比一般中国电影更为一针见血，玩弄权术的官僚、滥用职权的执法者、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农民工、不负责任的责任人、柔弱的孩子、孤独的老人……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其中吗？文森佐在这个巨大的国家和拥挤的人群中显得如此疲倦和无助，我们就是他。

　　和文森佐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是中国翻译刘华，文森佐倔强、激动，刘华自尊、敏感，两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张力。有人说这部无法归入任何类型片的电影也许最像公路片——对文森佐来说，寻找高炉的旅程是不断深入中国的过程，从沿海到内地，从长江到黄河，从西南到西北；对刘华来说，这旅程是一次回游，她从上海到重庆到出生的小镇，回到祖母和孩子身边，就像一条鲟鱼。

　　导演把两个人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克制，含有隐患的高炉足以制造一场悲剧，但导演并没有让悲剧在电影中出现，他甚至使用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作为主题曲，女声合唱清幽地响起，完全脱离了歌曲本身的情景和语境，配合电影如诗的影像，像冷色调的油画。这脱离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一部拍摄工人阶级的电影却如此富有诗意。

　　到底什么消失了

　　文森佐固执而善良，与油滑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但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导致他付出巨大代价的动因，难道仅仅是天然的责任感吗？如果说这是新千年的马可·波罗游记，那么电影想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广袤腹地。

　　故事来源于一部2002年的意大利小说《拆除》(La Dismissione)，小说的主角依然是文森佐，他在那不勒斯的钢铁厂工作了一辈子，从普通的工人一直做到高级技工，可以说，这座工厂造就了他，代表他整个的人生。然而，就像很多欧洲国家的工厂一样，钢铁厂要停止运转了，文森佐最后的工作就是负责设备的拆除，他希望一切细节都可以精准完美，不容忍出现丝毫瑕疵，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句号。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巨型钢铁厂象征着身份、团结、力量，它的拆除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毁灭，还包括它所在的城市和围绕它运转的所有人的生活。是物质意义的，更是心理和文化层面的。

　　小说的作者(Ermanno Rea)也是《消逝的星星》编剧之一，1927年生于那不勒斯。《拆除》是根据在当地钢铁厂调查之后的50页报告写成，此前，他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职业记者。小说是名列当年年度第二的畅销书。

　　我们也许可以把《拆除》作为《消逝的星星》的前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森佐的行为和动机，他将一生奉献给工厂，对所有的设备充满感情，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象征钢铁厂灵魂的高炉将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资本家隐瞒了它有缺陷的事实。作为维修工，1953年出生的他见证了这座1960年代高炉的诞生、每一次改造和维修，他必须要把它修好，为了中国工人的安全，也为了高炉的完美谢幕。

　　这样的解释并非没有根据，电影给出了蛛丝马迹：在武汉钢铁厂，文森佐忘记了同行中国翻译的告诫，走入工厂，那些经纬交织的管道，冒起的浓烟，穿梭如织的带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是那样熟悉，他甚至面带微笑，向工人们挥手，好像又是一个工作日，最后，他看见了高炉——火光四溅，电子与弦乐的合奏推向高潮，他几乎泪湿眼眶，然而情绪被哨声打断，中国的高炉不是适合他抒发幽思的地方，他被抓进了警察局。

　　与衰落的如同巨大废墟的那不勒斯相比，中国则充满了建筑工地，昼夜不停工作的工人，巨型钢铁工厂，文森佐困惑地问：“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钢铁厂？”他代表的是意大利最后的产业工人，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层次变革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钢铁厂的关闭彻底摧毁了他的生活，那座带有隐患的高炉也将摧毁中国工人的生活，我们必将沿着他的老路走下去，也许是50年，也许会更短。

　　很难说在中国之旅中，文森佐复杂的情绪中有多少屡屡碰壁的焦灼，还有多少更深层次的失落，老欧洲对于无知无畏的年轻中国的感叹。当他的同胞为丢掉饭碗罢工的时候，中国工人却在最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下安之若素。他苦心制造的高炉部件被包头钢铁厂的工人形容为“这里有的是”。他一次又一次注视着中国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手拉手的上海孩子，溜冰的重庆孩子，厂区的工人孩子，还有刘华的孩子——作为留守儿童的孩子……在将高炉部件交出去后，他独自一人乘坐黄河上的木排，同坐的是一群羊和牧羊老汉，特写镜头中，他哭了，这真是让人心力交瘁的旅程，他无法排解心中的忧伤。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他几个月来为之努力的目标没有了，积蓄没有了，那不勒斯的工厂没有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又一次唱起，是轻轻的叹息。

　　“消逝的星星”——到底什么消失了？在刘华的家乡，刘华对文森佐说在中国星星象征诚实、忍耐、公正和团结，文森佐回答：“我听到的说法略有不同，不管怎么样，总有些东西消失了。”

　　有人将之解读为对中国诚信的批判，这只是片面之词。刘华和文森佐，中国和意大利，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问题，丢失了各自的生活，这种消失是双重的，在中国和意大利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化链条下，人生没有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