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应颁给自由贸易者

　　近日，“中国制造”事件愈演愈烈，美国官员公开表示要采纳日本式的做法，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蔬菜、玩具、牙膏、药品、宠物饲料等等商品进行“严加看管”。美国人公开赞扬和学习日本对中国商品的“质量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通过加大检测力度，将检测费用转嫁到中国商品的价格上(相当于再加一次关税)，然后达标者产品被允许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常常对中国的农产品进行“苛刻”的检查，甚至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些生产商进行质量考核，给他们发放牌照(相当于提高了生产商的成本)，然后日本才同意将这些生产商纳入“对日出口商”名单。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一种严酷的质量控制，实际上，迫使中国商品的销售成本变高，使中国商人仅仅获得一般性的市场利润，而不包含竞争力报酬。简单地说，日本式的“质量管理体制”是一种看似对国民负责、实际上却很容易操纵成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美国人开始学习这套日本式课程。

　　如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处于一个极度艰难的时刻，WTO多哈回合谈判前景黯淡，而在WTO框架下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大规模的贸易壁垒与摩擦潜流涌动。

　　中国也列举了一份名单，上面有：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涡轮发电机、荷兰飞利浦电子集团美国子公司生产的超声波仪器，以及迪尔公司生产的农用机械设备等等。这些产品都有很大的质量问题，中国国内一些媒体也在报道美国的鸡爪、猪肉、婴儿奶瓶、维生素片、鱼油、大豆和冷冻薯片等产品的污染问题。

　　实际上，自由贸易对整个世界的好处不需赘言，借助比较优势，不同国家国民之间分享了交换价值，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荣。最近，IMF发表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报告认为，虽然全球化在可验证的效果上产生出更多的不平等(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是要分拆来看，就会发现不同的因素作用不同。IMF的研究人员将“全球化”分解为三个“因子”：科技(知识流运动)、外国投资(资本流运动)和自由贸易(商品流运动)，然后考察这些“因子”对全球不平等的“作用力”。结论是，科技进步和外国投资会加重全球不平等，而自由贸易则能起到缓解的作用。究其原因，那是因为外国投资和科技扩散都是有“门槛”的、产生“局部受惠”效应。而自由贸易则是“整体卷入式”的，是一种人尽其力的格局性改进。

　　必须澄清的是，自由贸易哲学并不是片面赞成“唯价格竞争主义”，不是鼓励生产商通过牺牲质量来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如今，中国厂商应该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厂商身上得到一些灵感。当时充斥着对日本产品的负面评价，但是日本厂商的不断改进成功地让“日本制造”在世界上赢得了品质可靠的口碑。

　　关键在于，我们不愿意看到“提高质量”的呼声滑向一种“滥用的权术”，来满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保护者的其他用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这一两年急剧升温，其势头之盛甚至超越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全球保护主义风潮。甚至连过去强烈支持自由贸易的伟大学者萨缪尔森(适度保护论)和Alan Blinder(“外包”危险论)都发出了保护主义的腔调，他们错误地夸大自由贸易给美国带来的巨大阴影。中国的一些经济民粹主义者也声嘶力竭地“哭诉”中国廉价打工者角色的不幸，夸大一些海外商品的绝对市场垄断力。

　　我们希望于10月15日颁发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自由贸易者获得，用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来鼓励一种正确的思想走向。在自由贸易学者中最合适的人选无疑是伟大的巴格沃蒂(Bhagwati)，余下的分享者，Helpmann和Grossman、krugman以及Dixit等人也非常适合。当然，这只是一种恰如其分臆想，但却源自于正确而宏大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