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将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到关系存亡高度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关键词”　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这句话充满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从中共执政权之初，就引起了当时领导人的关注。2004年9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执政55年来第一次专题研究了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将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高度。

　　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背景下的大改革时代。改革开放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分化。在藏富于民的大趋势下，利益分配不公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而更因弱势群体缺乏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而逐渐定型为一种"断裂"的社会结构。而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现实催生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调节利益分配机制以缩小社会裂痕，从而赢取社会更广泛认同，以巩固其执政基础。

　　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

　　山西省兴县东会乡前党委书记康玉印死了。他生前为了给自己看病，拿乡政府大楼做抵押，从当地乡信用社贷款7万元。人去了，贷款无人负责，信用社就扣除了乡政府39名干部半年工资。"书记就可以抵押乡政府的大楼来贷款？"面对记者的问题，信贷员张宝荣笑着表示，"为什么不可以？人家'书记'两个字就是信用！"

　　康玉印是中共基层"腐败书记"的一个标本，而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则是中共高层"腐败书记"的一个标本。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的审查报告。经查，陈良宇有"六大罪状"：滥用职权，支持上海市社保局违规贷给不法企业主和有关公司巨额

社保基金；为不法企业主收购国有公司股权提供帮助，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利用职权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招商合作、土地规划、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本人或家人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权谋私，帮助亲属在经营活动中获取巨额非法利益；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

　　反腐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中共十六大以来，反腐之风势头强劲。据《法制日报》报道，2003年至200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6570件、157569人。其中，查处司局级干部791人，省部级干部32人。而据新华社报道，十六大以来，每年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6‰，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和司法机关直接作刑事处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0.17‰。

　　坚决惩治腐败，这只是中共过去5年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预防腐败机制的探索。从党内监督条例出台，纪委系统的变革，到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一条反腐脉络正在形成。反腐开始从建国初的运动式反腐走出，经由权力反腐的过渡，如今正缓慢地在向着制度反腐的方向挪动。

　　中共从十五大开始提出从源头治理腐败。自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曾多次表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2003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了与国际接轨，今年5月3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被批准成立，并于9月13日正式揭牌。

　　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表示，组建该局"是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起草的北师大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教授对媒体也曾表示，"预防腐败局的职能很可能不负责具体的反腐查案等执法活动，而是负责国际交流等，会是一个比较务虚的机构"，尽管如此，面对当下的腐败顽疾，舆论界依然对此机构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利益结构失衡考验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的提高，不仅在于提高防止权力被腐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正确运用权力进行利益结构调整的能力。这在当前中国利益结构不均衡的现实下，显得尤为紧迫。

　　改革开放造就的财富大分配过程中，工人农民对改革承担着较大的代价和风险，然而他们却在收益上严重地不对称。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实一次次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今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显示，在22个亚行研究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亚洲之冠。这个社会的阶层分布呈金字塔结构，流动性差。就好比公共汽车和饭店，总是满员的，汽车和饭店里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并不会主动为外面的人腾挪空间，会阻止制度的演进，而外面流动的人群就只能在附近走来走去，无法上车和进餐。

　　弱势群体逐渐加重的不满情绪正不断地在削弱执政党的正面形象和执政基础。由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以及由利益聚合而带来的社会整合，都催生执政党改变以往的意识形态整合模式。被部分学者喻为"断裂"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变化中的社会环境要求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显然也很早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并最终在2004年提出政府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承诺。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措施表明，中共近年已在着力调整各阶层间的利益。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自从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后，执政者和公众开始尝试更多的互动，以维持公权力的良好运作。这种政治建设方针近年来也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媒体的关注。

　　危机意识催生宪政制度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中共执政55年来第一次专题研究执政能力建设。报告开篇就表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前主任卢先福教授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重要的起草人之一，曾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给中央政治局专题讲述执政能力。他表示，执政能力的概念最早是江泽民提出。上世纪80年代末江泽民上任以后，在中央开办的党建研讨班上讲话，题目就是《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2000年之后，江泽民到珠三角、

长三角等地考察，就改提执政本领为执政能力了。2002年的十六大，执政能力首次正式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提。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而且明确提了要以执政能力为重点来推进党的建设。

　　"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一条政治公理的警示下，中共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危机意识。中共的核心领导人历来就重视反腐败，以巩固执政基础。建国之初，毛泽东把执掌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要求党员牢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

　　卢先福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一批共产党丧失政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政能力的衰退，或者说不重视执政能力。而在80年代末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强调了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这样的危机意识被延续，江泽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我一直说，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他在论述到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时强调："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在十六大之后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上，胡锦涛也多次提及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也正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重要方式。十七大明天就要召开，中共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目光的注视。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表示，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制度建设上。

　　在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时，第一次就是听取中国宪法学者许崇德讲解宪法。一名逾70年党龄的共产党党员说，总书记开篇谈宪法给他以莫大的希望。可以预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必将逐渐纳入到宪法体系之内。

　　本版采写：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陈亮 实习生 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