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中国慈善不发达责任不在富人

　　中国慈善不发达，责任不在富人

　　——老子与孔子的一次虚拟对话

　　作者：刘军宁

　　政府不可能成为慈善机构

　　孔子：炎热而多雨的夏天终于过去了。金色的秋天正是天堂茶话的大好季节。您知道，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均富。现在中国大地贫富日益悬殊，他们还用什么基尼系数来说明，我也闹不明白。可是，即便在儒门，主张均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过，我最近读到了一些关于印度修女特蕾莎的事迹，今年九月是她去世十周年。我从这位修女身上看到了均富的希望。您不是也认为真正的天道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好不好？

　　老子：这当然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不过，我可不主张均富，尤其反对由政府靠强力来实现均富。特蕾莎修女的事我也读到一些。我对她也是非常钦佩。从她身上可以印证我们已经发现的天道。财富的分配是个大话题。我理解，特蕾莎修女的故事，更多是慈善。我们今天不妨聊聊慈善的事。

　　孔子：这样也好。其实，慈善就具有某种财富再分配的功能。慈善事业越发达，当然，我的均富理想就越有希望。我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如果政府能像特蕾莎修女一样行事，那均富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老子：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把政府办成慈善机构？

　　孔子：我只是在看了特蕾莎的事迹之后，偶发了这个念头，还没有来得及去深入思考。不过，凭直觉来判断，这事恐怕有不小的难度。

　　老子：你直觉还是很有道理的。从天道的角度看，政府不可能成为慈善机构，更不应该成为慈善机构。恕我直言，社会中的财富分配是天道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职责是为天道的落实创造条件，而不是去取代天道，更不是去以帮助穷人的名义填满官家的腰包。统治者要少私寡欲，顺从天道。只要不协助权贵掠夺穷人，就已经万幸了。只要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去自由行善，他们会自动调节财富的分配，达到大致的均衡。

　　孔子：那么，国家和政府给那些穷人提供帮助，给受灾者提供救援，不是慈善吗？

　　老子：国家的救助不叫慈善叫人道。我记得，你曾主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这样的行为显然只能是慈善者个人的行为，而不可能是政府的行为。

　　孔子：既然慈善是好事，是否多多益善？

　　老子：慈善虽然是好事，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善。相反，它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中世纪犹太教经院哲学家迈蒙尼德曾经说过，最高境界的慈善，就是避免让人落到接受慈善的地步。最好的施舍是让人人能够自立，从而远离施舍。如果一切享受都是慈善家送来的，这样的幸福能有多甜？慈善不论多么崇高，只能是道德上的一个补充手段。人的生存不能寄希望于慈善。

　　慈善有两个隐秘的前提

　　孔子：听您这样解释，慈善背后还有很大的道理。能否再多说一些？

　　老子：的确，慈善不是仅仅做些好事，帮助穷人。慈善也不是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慈善还有两个隐秘的前提。一个前提是私有财产权。慈善需要把慈善物品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捐赠者必须对所捐赠的物品有毫无争议的所有权，不能是盗抢来的赃物或公共物品。所以，私有财产权是慈善的前提。慷纳税人之慨的行动不能叫慈善。没有赚钱的自由和对财产权的保障，就没有自发且大量的慈善。

　　另一个前提是自愿。慈善是基于自愿的。慈善中，捐赠与收受双方必须是自愿的。强迫出钱出财，非抢即盗。强迫接受捐赠是侮辱人格。慈善不能降低个人自立与个人自尊。如果慈善带来的不是自由与尊严而是依附与奴役，那么慈善就是毒药。

　　孔子：听您这样说，我的确对慈善有了新的认识。那么，慈善的发达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

　　老子：问得好。我觉得慈善离不开自由，尤其离不开信仰的自由与结社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就没有行善的强大内在动力。没有结社自由，就没有把善意转化为行动并持续下去的慈善组织。如果没有信仰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特蕾莎修女就没有立足之地和行善的可能。如果自由筹款和自由捐赠被认为是扰乱金融秩序，就没有人给特蕾莎修女捐钱。只有在自由之下，慈善才能大量涌现，同样，在自由之下，对慈善的需求才会大大减少。对民间慈善的限制越多，慈善的举动就越少。慈善是自由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孔子：难得一个一贫如洗的特蕾莎为穷人做了那么多的事，那些富人那么有钱，其所做的根本不足以与特蕾莎相比，这不正说明为富不仁吗？至少，中国的富人中肯为慈善花钱的人少之有少。

　　老子：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其中也有对富人的偏见。中国的富人慈善家的确少得可怜。可是，中国的穷人中也未见有特蕾莎式的人物。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如此不发达，责任不在穷人也不在富人。中国人也未见得不慷慨。你瞧瞧那送红包、送礼物和饭后争相结账的场面。问题是慷慨不能转化成慈善。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在政策和制度上。与其说中国人的善心不够或道德素质低下，倒不如说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鼓励人们向善的社会环境。慈善的行为不仅不带来掌声，反而受到许多的限制和刁难，甚至无端的猜忌，阶级的分析。中国并不缺慈善家，只是他们在通向慈善的道路上还有重重的障碍，他们还不能自由地成立慈善机构，没有顾忌地策划慈善行动，自动地享受因捐赠而得到的减税。在中国，在谴责富人之前，要想想给富人多少行善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鼓励慈善的法律和制度的平台，如果捐款的去向总是不明，谁又会乐意继续捐款呢？

　　对慈善还可做更广义的理解。储蓄与投资的人，也是真正的慈善家。赚钱过程也是行善的过程。如果让我在一个生产视窗软件的比尔·盖茨与学雷锋的盖茨之间做出选择，我肯定选择前者。甚至有些人视财如命，也同样对增进人类的福祉做出大贡献。昔日美国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视财如命，但对人类的贡献是伟大的。他不论捐出多少钱，也比不上他发明电灯泡为人们造福大。所以，要承认行善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环节。每个路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要把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善行，放到天道的大背景来理解，尤其不能忽视其中隐秘的部分，人的作为可以成为天道的作为的一部分。为慈善创造条件，就是为天道之行创造条件。(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道德经》：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损有余而奉不足于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见贤也。

　　军宁解：追求天道，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箭瞄得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瞄低了就再抬高一些；弓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够满就再加些力量。所以天道的特点是减少有余的而去弥补不足的。可是一些统治者的执政之道却不是这样，官府偏要剥夺穷困的百姓，以满足自己的奢欲，结果是天怒人怨。那么，谁能够把有余的拿出来像天道一样去供奉给不足的呢？只有笃行天道者(政府或圣人)才能做到。因此，有道的圣人这才有作为而不自傲，有成就而不居功，不愿意炫耀自己的贤能。

　　刘军宁，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