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立足“初级阶段”发展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已“坐四望三”，但中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这一阶段中国的基本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逐渐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到了一个新起点上。在这个当口，中央高层近期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新强调，对我们认识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处发展阶段及历史方位，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回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与发展，曾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在党的文件中，“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则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报告则重申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而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仍是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的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校的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此前的2月26日，温家宝总理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为题，对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初级阶段”从第一次系统论述，到今天再次重申经历了20年的历史。这20年也恰好是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活力四射、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的20年。今天再次重申“初级阶段”，强调正确认识国情的原因和意义何在？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十七大代表、中共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中央党校科社部秦刚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研究员，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研究员等多位实践者与研究者。

　　此次重申的新意

　　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20年间的发展脉络可知，其每次“重申”都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对基本国情一脉相承认识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和丰富。

　　回顾既往可知，十三大系统阐述初级阶段理论，重在强调现阶段的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生产力；十四大则是在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式载入党章的同时，确立党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对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深化和具体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刚认为“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实际上是对国情的不断认识和深化”。

　　据此可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初级阶段”的强调，定然不乏新的内涵。

　　首先，现阶段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对于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大以来的5年，中国经济以连续四年超过10%的增速，将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提升到“坐四望三”的水平，人均GDP也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外贸及引资总额均位列世界三甲。这些成绩的取得，使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此伏彼起，而国内一些人则沾沾自喜于所取得的成绩，对目前“生产力尚不发达、体制机制仍不完善”等初级阶段特征视而不见，甚至提出了一些超越阶段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分散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阶段性任务的注意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基本国情，重申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现阶段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是在实践基础上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其不仅被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增加了新的内涵。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牢记基本国情”，并将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提出要“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则从实践出发，发展和深化了这一理论。

　　其一，将初级阶段中的“初级”，从生产力拓展到生产关系：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这一概括，表明在现阶段，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其二，将初级阶段的任务，从经济拓展到社会领域。提出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提法，明确指出在现阶段，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社会制度总体上是先进的；但同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还不完善。此次对初级阶段的重申和发展，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秦刚分析说。

　　不仅如此，过去强调初级阶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及“三个核心目标”；而现在在此基础上还加上“四位一体”构建和谐社会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初级阶段的建设目标。这些新的变化表明，我们党紧密结合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这是我们党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

　　不能超越“初级阶段”

　　GDP总量从1978年的0.365万亿元到2006年的20万亿元，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变化举世瞩目，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平均寿命的延长、基础设施的完善、综合国力的提高、大国形象的形成乃至中国文化的崛起。

　　面对这样一份成绩单，为何要再次强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采访中，各位被采访者的一大共识是“两个未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未变。

　　先来看生产力水平。

　　韩保江对“当前不发达生产力”做了具体解释。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发展成绩斐然，但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日渐增多，发达国家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对中国影响日渐深入，由此激发出巨大的国内消费欲望。这一背景下，原有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某种程度上甚至更加突出。

　　而从中国经济本身来看，其“大而不强”和“快而不富”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白津夫分析说，看总量，中国经济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按人均算，2005年GDP仅为1703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0%、日本的4.7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5%。尽管2006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132位升至第129位，但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GDP增速尽管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但其中相当大部分并没有转化为国民财富。

　　不仅生产力不发达，而且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新问题。韩保江将之形容为“四不”，即“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不公平”，其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自身的协调性上，也体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等方面。

　　经济自身的不协调无需多说，这从目前我国经济呈现出的“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交织、流动性过剩与产能过剩并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动”，即可见一斑。

　　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自2003年SARS危机后，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并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成为各级决策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十七大代表余欣荣，作为一名中部城市的决策者对此颇多实践心得：“南昌之所以下决心推行廉租房制度及城镇医保改革，就是深感社会发展滞后已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制约。我们自己有房子住、有公费医疗看病，不表明整个社会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各级决策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初级阶段国情’，只有深入体察民情，才会把钱和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避免贪大求洋，避免那些不切实际超越阶段的对策和举措。”

　　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前粗放的增长方式与有限的能源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2007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环境事件，有的甚至已严重到危及社会稳定。

　　再来看生产关系。

　　韩保江指出，“社会进步有两个轨迹，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轨迹。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各种制度安排的基础，当生产力还处于不发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意识形态、观念、法律体系等也必然是不完善的。”比如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体制尚有待建立；财政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分配不合理、贪污腐败，以及公平正义缺失等问题仍然存在。

　　而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在余欣荣看来恰恰是当前重申“初级阶段”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生产力不发达、仍存在落后的体制机制弊端是中国今天的发展现实，表明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根本任务都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些问题有客观的认识。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要解决，必须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改革旧有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新的期待；而不是任意放大发展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将之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发展任务的变与不变

　　常修泽指出，重新强调初级阶段理论，有助于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来；秦刚则认为“某种程度上，这是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

　　在常修泽看来，重申初级阶段理论，现实意义主要有四：

　　一是凝聚发展共识。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如果我们承认现阶段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发展生产力，仍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因为中国不仅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还有西部的缺医少药、缺水缺电。解决目前的全部问题，根本还是要靠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公共事业、社会发展方面多一些投入，根本还在于我们近年来每年30%左右的财税增长。

　　二是融入科学的发展理念。

　　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不是一个好看的GDP数字，而是增加百姓的福祉，让发展温暖人心。这是发展的目的，也是重申初级阶段特别强调的部分：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在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是实事求是，避免形成超越阶段的浮躁氛围。

　　这其中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面对既有发展成绩沾沾自喜，在实际工作中贪大求洋，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这方面，历史上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比如“大跃进”，比如“人民公社”；另一方面是在目前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不要提出脱离实际的目标，要切实把握科学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务均等化“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还有一个“由低向高”逐步推开的过程。营造切合实际的发展环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四是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有助于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确定切合实际的外交战略。

　　“坐四望三”的经济总量，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复杂与微妙。“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看似互相矛盾的论调，实则显示出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已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营造一个良性的外部发展环境，无疑非常重要。

　　而要实现中国在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实现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大任务，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二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建设，推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具体而言，张立群认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现在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匀，而是怎样提高活力、动力和效力，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把蛋糕继续做大。”

　　白津夫认为，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必须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把握发展的节奏，不能一味追求增长速度，“以GDP论政绩，以速度论高低”。因此，要区别不同情况，有的可以发展快一些，有的则应适当放慢发展速度，掌握好发展的节奏。一些资源地区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不能搞“有水快流”式的开发。在技术和市场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开发一些资源同样会造成利益的流失；而对于一些已经超前发展的地区，更应当保持适度发展，把发展的重点转向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效益上。

　　在韩保江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具体的发展中，要处理好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使宏观调控更加科学。

　　谈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秦刚告诉本刊记者，从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来看，中国的民主进程才刚刚起步。目前，中国形成了一个真正推进民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为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对当前推进民主，秦刚认为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完善法制，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二是从制度建设上，如何约束公权，防止权力腐败的发生。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条件的形成，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秦刚这样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潘燕 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