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厉行法治开新局

　　全面推行法治，约束政府行为，将给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良好的政治制度基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法律的法律，在现阶段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

　　2002年12月4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首次公开活动，是参加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施行20周年大会。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是学习宪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

　　宪法是一国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产物，规定一国的国体即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一国人民享有哪些最基本的权利、应尽哪些最基本的义务；宪法还规定国家的政体，规定一国基本的政治体制、基本的立法、行政、军事和司法制度，规定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产生方法以及他们的权力范围，规定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规定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制度；宪法还规定一国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此外，宪法还要对如何实施宪法、修改宪法作出规定。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依据建立在民主和法律基础上的宪法而形成的政治形态就是法治。社会主义的政治必然是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必然是法治。

　　今天，我们要在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我们要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我们要主持国际正义，为人类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我们要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就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和法治。

　　以法治政继续解放生产力

　　经济建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中心。我国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不当行为，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乃至某些权力的滥用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很多很好的投资项目被一些官员搞坏，企业界最头痛的是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不是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本意，没有官员不想把自己负责的事情办好。这是体制存在的问题，是社会惯性的作用。

　　要改革，绝不是简单地革几个腐败官员的命就可以奏效的，而需要改革体制；要改革体制，就必须从宪法入手，把原有政治体制转变为宪法之下的法治，通过宪法把政府改造成遵守宪法和法治、循规蹈矩、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友善的有限政府。宪法就是一部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的大法，是“管”政府的大法。

　　从国际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如果人民很聪明、勤奋，但就是经济搞不好，社会搞得一团糟，原因大都是政府作为整体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的地位没有摆正，人力资源的排列组合没有搞好。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不是因为政府没有把人民管好，往往是没有把这个国家的政府管好，结果导致政府本身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为庞大、低效、腐败、滥权、对经济发展和人民不友善的政府所困，这样的体制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国家通常只有“管”人民的法，而没有“管”政府的法，或者有这样的法律，但是不发挥作用。

　　我们把政府“管”好，宪法能够进一步发挥政府监控器、人民保护神的作用，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

　　法治的发明和运用，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蒸气机的发明，不亚于科学技术的任何一次创新。而且，科学技术的创新、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环境相配合，而法治就是最适应科技创新的一种政治形态。经验证明，一个宽松的民主法治环境是最有利于科学技术成长、最有利于造就成千上万杰出科学家的环境。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法治增强国家凝聚力

　　认真对待宪法，厉行法治，在新阶段对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并维护国家的完全统一，意义重大，宪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人们通常把民族和国家统一问题、处理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似乎与法治和法制没有什么关系。的确，这些问题的政治性非常强，很多时候要看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但是，法治和法制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的作用一点都不应低估。尽管仅有法治和法制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法治和法制，只有政治，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暂时解决了，也不可能长久。法治运用得好，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实现国家统一、对处理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用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政治性的解决方案最终都要落实到法律上去才是最终的方案。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长期为国内分裂势力所困，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还没有在宪法层面上解决其整体与组成部分的关系。反观美国等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有很强的凝聚力，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没有闹独立情况的出现，能够长期维持国家的统一，主要归功于它的宪法。一些国家可以没有宪法而存在，但是对美国而言，没有了宪法，那就没有了美国。

　　现代国家要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只能靠法治，靠一个坚固的宪法这样的硬件设施。尽管我们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但是在今天，法治的作用更大，解决问题更彻底、持久。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靠牢固的宪法硬件机制才能实现、维系国家的统一，依靠法治规则来解决国家整体与局部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这样才能长期政通人和，长治久安。因为法治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依据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解决全国政府与区域政府之间的权限纠纷。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有效地促进、巩固国家的统一。解决得不好，全国政府和区域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会紧张，严重者可以导致国家分裂。

　　因此，坚决捍卫宪法的尊严，维护宪法的权威，对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我们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做好其他准备的同时，也必须在法治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法治上的准备主要就是宪法和法治的问题。

　　首要是约束政府行为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严重的违法是政府违法，因为其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任何个人或者团伙犯罪，而且最难发现、最难纠举、最难惩处。

　　任何个人不管他罪行多么深重，其犯罪行为侵害的仍仅仅是个别人，单独犯罪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一旦政府违法，尽管不是犯罪，例如，政府作出一个违法的错误决策，其影响则是全局性的、影响到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失会远远大于任何个人违法犯罪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政府违法是以政府的名义，看起来合法，而且，由于政府掌握着权力，因此政府违法往往很难纠举。

　　所以，谈到法治，首先是如何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如何使政府守法。这是法治的精髓所在。如果法治仅仅是指让人民遵守法律，甚至用法律来约束老百姓，那么封建社会早就有“法治”了，而且“法治”还相当完备，可以说比现在任何一个号称最为“法治”的国家还要“法治”。现代法治的首要目标是政府。正像很多人所指出的，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治”政府。

　　在政府的各种违法活动中，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和法律的大小有关。政府违反小法，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就小些，事情就好办一些；政府违反大法，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就大些，事情就会难办一些。

　　因此，政府就像个人一样，违反一些小法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政府犯了大法。所以，法治关注的焦点应该是“看”好政府。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政府的一些具体行为要严加审查，而且对政府的决策行为、立法也应当严格审查。

　　就像个人对个人的违法犯罪一样，政府的具体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给公民造成的损失尽管有时会很大，但这毕竟也是局限于个别的人。政府用公权力的名义做坏事比单独的、孤立的个人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更损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政府各种违法活动中，最糟糕的是抽象行为违法，即政府的决策、立法行为违法，这不仅仅因为这种违法是大规模的、全局性的，受影响的是每一个人，而且因为它以法律的名义来违法，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损害政府的权威和法律的威信的了。

　　不能约束政府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法律只能约束具体政府行为的法治，不是完全的法治。真正完全的法治是，法律既能约束平民百姓，又能约束政府；法律既能约束政府的一般行为，又能约束政府的重大行为；法律既能约束政府的具体行为，又能约束政府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抽象行为。

　　笃行法治提高国际地位

　　纵观当今世界，高扬民主，笃行法治成为政治发展大趋势，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法治早已风起云涌，甚至有许多早已开花结果。实行民主法治，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事业的进步，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而且还能赢得世人广泛的尊重。

　　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不仅要依赖5000年璀璨的文化，也不仅仅依靠我们的经济实力，还要靠我们先进的政治文明，靠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应该是，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民主和法治，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政治文明。

　　因此，认真对待宪法和法治，对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国际大家庭更加受尊重的一员，必不可少。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证明，认真对待宪法，厉行法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些国家都是在有了宪法、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法治后，其现代化才真正步入正途，一跃而为世界强国。

　　还以美国为例，其能够发达的因素很多，但首要的一点是，美国1789年立国时通过的宪法至今一直得到较好的遵守和执行，尤其在1865年的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修宪解决了国内复杂的种族矛盾，平衡了各种力量，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扫清了政治法律障碍，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美国宪法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对政府设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为各种不同意见提供了合理的疏通管道，有效防止了矛盾的激化，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先办好，这样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不仅西方先进国家无不从立宪、行宪作为其现代化的起端，东方国家成功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日本为例，日本在近代与中国一样，开始也曾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能很快“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行明治维新，学习、引进西方的法治，从而一跃跻身列强行列，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以弹丸之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尽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比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当时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就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2年宪法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1982年宪法功不可没。

　　正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

　　认真对待宪法，厉行法治，这是我们解决各种复杂社会矛盾所必须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多元。根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加上台港澳和外国投资者以及固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异常复杂。不同的利益团体正在形成并不断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政治经济现象，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并要寻求新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不仅面临着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和发展压力，而且国内还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时还十分尖锐，甚至激化，不时导致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

　　从根本上调和、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有效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制机制来解决这些新矛盾和问题，就是一种新思路，被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维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之道。宪法尽管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但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统治阶级也必须通过根本大法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平衡，宪法的这种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在一个现代社会，只有通过法治和法制的方法解决问题才是一劳永逸之良策。行政的强力手段和方法有时很有效，但是，始终无法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依赖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治机制。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稳定，就要首先使大多数人稳定，也就是要有一个广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稳定就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而要中产阶层稳定，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才能创造这样的环境，宪法对稳定广大中产阶层和整个社会能够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作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