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党的十七大　喜看北京新变化之医疗篇

　　“看病难、看病贵”是患者在就医中感受最深、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5年来，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随着社区卫生改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深入，市民“大病去医院，小病进社区”，就医方便了，看病费用也降低了。此外，接近九成的京郊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看病住院也能报销。

　　-五年医疗变化

　　变化1　　近九成农民医有所保

　　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全市13个涉农区县中推开。在全市农业人口不断缩减的大背景下，2007年仍有265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参合率达88.19%。

　　政府也在不断提高对农民的补贴金额。2003年，市财政对山区、平原、近郊参合农民的补助分别是20元、15元和10元，到2007年分别增加到了90元、70元和20元，而农民自己出资的部分保持基本不变。

　　据市卫生局统计，2006年本市新农合专项资金补偿患病农民97.86万人次，受益面由2004年的19%扩大到了2006年的37%。

　　变化2　　社区医疗

药价降三成

　　2006年12月25日，覆盖城乡的全市26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统一降低药价，312种923个品规的常用药品在社区的售价与出厂价持平，比同期大医院药费降低了30%多，让利市民约3亿元。

　　在东城区提前探索一年之后，另外17个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2007年展开了“收支两条线”工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入全部上缴区县财政，工作人员待遇由区财政予以保障。这将从根本上切断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收入与业务收入的直接关系，避免医生出现开单提成和开大处方等现象。

　　变化3　　小医院也能问诊专家

　　尽管社区看病既方便又省钱，但市民对社区医生的水平心存疑虑。2007年4月，市卫生局开始向18区县逐步推广“双向转诊”制度。全市93家二、三级医院都要与至少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成对子，大医院医生须定期下社区，为市民诊病，开健康讲座，并传帮带社区医生。

　　截至2007年8月底，北京市各医院与对口支援的社区卫生机构间双向转诊病人1029人次，会诊3449人次。

　　变化4　　坐堂行医变家庭医生

　　2007年4月，市卫生局明确要求社区医务人员的角色进行转变，由传统的“坐堂行医”模式逐渐演化为做市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机构应建立以全科医师、社区护士和预防保健人员组成的健康服务团队，与每个居委会实现对接划片管辖，团队掌握负责管理区域内市民的健康状况，重点为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建立医疗档案和家庭病床，在其家中培养一名亲属成为保健员等。

　　变化5　　互助金保障患儿就医

　　2004年9月，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局和市教委联合发起的“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以自愿互助的形式鼓励0—18岁的北京籍儿童青少年参加大病统筹，其具体做法是每人每学年缴纳50元，当年可累计享受到最高8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

　　2005年，全市有74万余人缴纳了互助金，近3万名贫困家庭的少儿得到资助。截至2006年年底，“少儿互助金”已为3.3万人次的患病少儿支付了住院医疗费用，为4400余人次的白血病、恶性肿瘤等5种大病患儿支付了住院费和门诊费。

　　变化6　　餐馆卫生质量分四等

　　2006年夏，“福寿螺”事件让市民对餐馆卫生安全性产生了疑虑。当年9月1日，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做客《健康播报》，称已将全市36000余家大小餐馆按日常执法监督结果分为A、B、C、D这4个等级。其中A、B级表示餐馆卫生设施、食品原料及生产、售卖过程卫生状况良好，可以放心食用；C级表示餐馆食品有时存在安全隐患；D级表示餐馆食品卫生安全隐患严重，正在被勒令整改。卫生局把各餐饮单位卫生等级情况上网，供市民查询。市卫生局还要求餐馆在显眼处公开悬挂等级标牌。

　　变化7　　蔬菜实行市场准入制

　　近年来，市食品办着力推行食品安全组织网络责任体系、食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食品安全信用体系。2003年以来，共对198个批次、3498种危害较大的不合格食品采取了全市下架措施，有29家企业因多次检出不合格食品被实施退市。

　　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蔬菜和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进入市场销售的水产品必须提交水生动物病检测报告和产地证明，建立经销台账，落实索证索票制度，实行水产品全程追溯。推行品牌蔬菜包装上市，实行标签编码管理。

　　变化8　　药品服务点赶走假药

　　截至2005年底，全市10个郊区县157个行政乡镇全部实现了镇镇建药店，基本实现了大村建药点，由中标配送企业对农村卫生室进行药品统一配送，使医疗机构的药品供应纳入到统一管理之中，从源头上防范了假劣药品流入的可能性。此外，药品监督系统在农村与城市建立起社会监督队伍，全市共有社会监督员195人、乡镇(街道)药品协管员532人、村(居委会)药情信息员2424人，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动态监管网络。

　　2006年1月，北京市药监局宣布，在所有社区设立药品回收箱，由政府回收百姓手中的过期药品，防止过期药品流回市场。目前已在全市社区设立药品回收箱近千个。

　　-官员访谈·对话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更快捷

　　记者：抗击非典战役胜利后，北京这几年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具体有哪些变化？

　　金大鹏：2003年首都取得抗击非典斗争胜利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

　　此后，我们很快组建了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这样，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全市就有了统一的指挥和决策。

　　今年，市卫生局还与媒体联动，先组织业务部门负责人每日会商卫生防病信息，定期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然后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相关预警信息。

　　在应急队伍的建设方面，我们组建了19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小分队和11支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小分队。佑安医院、地坛医院还组建了生物反恐医疗救治应急小分队。今后若再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将实现统一调度、统一指挥，各部门和应急小分队将快速、有序地实施医疗卫生救援。

　　记者：反应速度的确是提升了很多，传染病的预防诊治能力有没有随之提高？

　　金大鹏：有。目前，全市传染病诊断救治网络已经涉及多家不同类别的医疗单位，传染病病原体鉴别检测能力覆盖了北京地区存在的所有35种法定传染病。

　　到今年年底，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床位将达到860张，可以有效应对传染病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的临时隔离、处置。传染病总床位将达到1350张。

　　另外，我们还进一步健全了重大法定传染病的报告网络。全市660家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实现了传染病疫情网上直报，疫情直报率达到100%，居全国前列。法定传染病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的7天缩短到目前10小时。结核病、精神心理疾患和其他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也已经纳入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记者：很多市民认为，去年8月发生的“福寿螺”事件第一次检验了非典之后本市的公共卫生保障水平，您怎么看？

　　金大鹏：北京首次发生的群体性广州管圆线虫病事件(“福寿螺”事件)的确考验了我们正在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最终，此事得到了有效处理。

　　除了这个明显可见的直观反映之外，近三年来，首都没有发生重大传染病流行，艾滋病防治进一步加强，鼠疫、结核病、霍乱等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连续20年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

　　根据相关部门最新的调查，北京市去年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0.07岁，孕产妇死亡率为7.87/10万，婴儿死亡率为4.66%。，这些指标不仅位居全国前列，而且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以上这些都说明，我们应对和处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记者：公共卫生建设方面现在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下一步市卫生局将重点在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金大鹏：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本市公共卫生体系的设施水平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在疾病预防控制、卫生执法监督、医院护理等方面，我们仍面临人员不足等困难，基层卫生人员的素质也有待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建设进度。对120和999两个急救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尽快实现全市应急救援工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进一步研究和制定人事、财政支持政策，引导更多的优秀医疗卫生人才到远郊区县，特别是山区、半山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建立起“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机制。同时，为加快人才培养，着力解决公共卫生人才和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扩大现有三所市属中专层次的卫生学校的招生规模。

　　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过后，北京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过去几年，北京在这些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

　　-百姓故事

　　“片儿医”成老病号生活必需

　　针对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北京市近年来在城区进行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在农村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片儿医”上门进行诊疗

　　10月6日早上，家住丰台区小郭庄的王贵林老人发现外面下起了雨，“国庆休假，又碰上下雨，医生不会来了。”王贵林将卧病在床的妻子安顿好，自己出屋串门。过了不久，王贵林的邻居叫他赶紧回家，因为“片儿医”李凤瑞上门巡诊来了。在接受诊疗时，王贵林不住地向李凤瑞道谢。对王贵林来说，“片儿医”是他家的生活必需。

　　小郭庄地区位于丰台和石景山两区交界地带，这里常年不通公交车，连

出租车也很少开到此处。居民们看病都要先徒步走上两三里路，才能在道口搭乘公交车，再到十几里外的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丰台区卫生局曾一度考虑在小郭庄地区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但此处每天只供应一个小时水，供电也时常中断，不具备定点行医条件，原方案只得放弃。

　　就近看病因此成了王贵林的一个梦想，因为他已年过八旬，还患有高血压，老伴孟老太患有脑梗塞，近两年随着病情发展，老两口一个双眼视力变得模糊，一个半截身子瘫痪。平时就医只能靠出嫁的女儿来回接送。

　　今年5月，事情终于出现转机。当时，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已经在全市推开，市卫生局提出“社区健康管理团队”的概念。丰台区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片儿医”服务模式，并在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期试点。其具体做法是在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悬挂了一个公示牌，就像基层“片儿警”那样，上面印着管片儿医生的照片和手机号，可24小时接听居民们的电话咨询和呼救。这一做法无疑给王贵林一家带来了曙光。

　　承包小郭庄地区的是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二健康管理团队，队长就是李凤瑞医生。从王贵林女儿口中得知两位老人的情况后，李凤瑞或团队里的其他医生每个月都会定期到王家巡诊，针对两位老人的病情量血压、测血糖、开药，对他们的病情进行治疗。

　　交40元报销万元医疗费

　　“社区健康管理团队”解决了王贵林一家的“看病难”问题，而新农合制度则解决了顺义区居民李莉平家的“看病贵”难题。

　　李莉平父亲是北小营镇北小营村村民。2002年时曾因患肾癌在北大医院做过一次手术，前后花了两万多元。这些钱都是李莉平和哥哥两个人凑的。尽管他们俩都有稳定的工作，“但凑齐这些钱，也是费了一些周折。”

　　2004年秋，李莉平听说北小营村开始推行新农合制度，就极力主张父母参保，并很快为老人缴纳了保费。“我们入的是最高的一档，所以后来享受的报销也比较高。”李莉平回忆说，当年她和哥哥为父母每人交了40元，村集体又按照规定帮老人各交了20元。

　　第二年这些参合费帮了李家兄妹的大忙。当年春天，父亲被查出又患了原发性的脑胶质瘤。兄妹俩把老人送进了顺义区医院，该院请到了天坛医院的专家前来会诊，为李莉平的父亲做了手术。之后，老人又被转到顺义区肿瘤医院放化疗。前前后后花费了3万多元。但当年秋天办理新农合报销结算手续时，李莉平惊喜地发现，父亲的医药费竟一下报销了1万多元。

　　李莉平说，1万元在农村绝对不是小数字，村里不少人一年也不过挣上5000多元，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了大病的后果将不可想象。“所以，现在我们还坚持给健在的母亲交参合费。”李莉平说。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宋合营 郭莹 袁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