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沁教授：知难而进 目标始终如一

　　只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略有研究的人，对何沁这个名字恐怕都不会陌生——何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我们捧着鲜花，采访了我校党史系著名教授何沁。

　　坐在何老师简朴的书房里，听他侃侃而谈，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给深深吸引了……

　　文学少年多磨难 缘定人大开新篇

　　“如果不是由部队选送到人民大学学习，我恐怕就走上文学道路了。”何老师感慨地说。

　　何沁老师1927年11月出生于河南南阳的一个乡村，他从七岁开始上私塾。“在私塾，我从《三字经》一直读到《诗经》。”由于有良好的国学启蒙，少年何沁上小学连连跳级，尤其是语文对他来说更是“小菜一碟”。少年何沁非常喜欢阅读，从武侠小说、历史演义到古典文学名著，从巴金、鲁迅的作品到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的外国文学名著，他无一不爱。

　　然而少年何沁求学的路却充满了坎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灾祸不断、民不聊生，何沁一家生活都难以为继，谈何上学？在艰难中的出路只有去做学徒，可是少年何沁却说：“我宁愿挨饿，也要上学”，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初中学业并考上公费的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的学习没有割断何沁对文学的关注。战乱中学校屡次搬迁，生活在山沟沟里，条件艰苦，但“从一些报纸、杂志上，我仍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感受到国家、民族跳动的脉搏”。《向太阳》、《白毛女》等一些追求光明、反抗压迫和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作品走进了他的生活。由于这些书的启迪，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社会的黑暗和腐败，青年何沁开始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开始办壁报，写散文诗、杂文还有短篇小说。他写的反映农民苦难的短篇小说《刘嫂》还曾发表在开封的《中国时报》上。

　　热烈的革命气氛鼓舞着青年何沁积极投身革命的意志，1949年他参加了解放军并开始了战地记者生涯。他跟随部队南下，辗转于福建的崇山峻岭之间。他曾经参加赴金门前线、报导部队敌前练兵情况的记者组，奔波于金门岛附近沿海和大小山登岛之间，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先后写了几十篇通讯报道。他还写了一篇反映部队文化学习生活的短篇小说《死角》，被发表在《解放前线》上。

　　出色的文字功底使何沁被选中到师政治部作文化干事和理论助理员。不久他又作为由部队选送的文化干部到人民大学进行理论学习。学习结束后，何沁留校任教，开始了在人大的教师生涯，从此与党史研究结缘。

　　实事求是做学问 研究党史成就深

　　“在人民大学研究班两年的学习，使我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和中国近代史的教育，特别是加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业学习，由此也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说起人大党史系，何老师流露出了发自内心的自豪。“应当说，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工作的。人大党史系是国内当时唯一的中共党史系，有何干之、胡华这样的大师，设有本科、研究生、进修班各种班次，担负着向全国高校输送和培训中共党史教师的任务。”

　　从五十年代开始，何老师一直奋战在教学第一线。在采访中，何沁教授一再谦虚地说：“在人大党史系出色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的成就比我大得多，我做的实在不算什么。”

　　五十年代末，系里为了开拓课程建设新领域，加强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的研究，新开设了工人运动史、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等课程，何老师负责武装斗争课题的研究，在既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又没有必要的资料的情况下，何老师广泛收集资料，到军事院校取经，逐步形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课程体系。六十年代中，何老师开始给留学生讲中国革命基本经验，他与王淇合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简介》成为人大党史系第一本供留学生使用的教材。

　　复校后，何老师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除继续撰写研究武装斗争方面的文章外，还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共党史教材建设工作。

　　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的时候，思想混乱的谜团纠缠着人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共历史？毛泽东思想又该如何来认识？这些问题摆在党史研究者的面前。何老师这时就用跟时间赛跑的精神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开始对历史做重新审视，消除“左”的影响。而鉴于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一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一些档案材料我们看不到，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首先不能动摇。”1983年何老师担任党史系系主任，他面对各个方面的压力，为新时期党史学科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一时期，何老师先后编写、主编了《中共党史讲义》、《中国共产党史纲》、《中国革命史》等教材和专著，有的发行一百多万册，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此外，针对一些外国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疑惑和提出的问题，何老师与王顺生教授一起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八十年代末，何老师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史新课程，并招收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业内人士评价说：“何老师做的一系列工作为当时的拨乱反正以及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师承党史界的前辈何干之和胡华，何老师一贯保持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何干之老师讲课逻辑严密，思路清晰，他对我的启发很大。”多年的教学实践，何老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他对党史学科建设的独特理解。

　　“何老师尤其注重对史料的挖掘，他强调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且他对历史的把握力求全面。”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何老师提倡党史学科要加大建设力度，用他的话说，“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投入、需要建设，否则再好的学科也会垮掉，党史学科更是如此。”

　　带病上阵不停歇 学术人生两相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在何老师主持下编著的国内最具权威的国史教材，但这本书的编著却并不顺利。

　　何老师在担任系主任之后，不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的任务，还要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超负荷的工作使何老师倒在了病榻上。1991年11月，他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一个月之后他转危为安，右肢特别是右手却从此开始不听使唤。而幸运的是，何老师的思维和语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时国史编著已经立项，国家教委(后来的教育部)多次邀请何老师出山继续主持这项大工程。盛情难却，百般思量之后，何老师开始招兵买马组织编写小组，统率7所高校的国史研究专家，于1997年推出了这本大部头的国史教科书，并一版再版。2006年此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何老师治学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求严、求实、求是、求新。所谓求严，就是严格要求、严谨学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占有充分的资料，不发空论和违心之论；求是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规律，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上述基础上求新、创新。当然，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不断为之努力的过程。

　　何老师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做人首要一点是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只有这样我们的言行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错了，真正总结出教训并加以改正。”党史研究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要求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占有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何老师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教导学生，他鼓励年轻人扎实研究、勇于创新，审时度势、学好、写好、讲好中共党史。

　　在生命的路途上，何老师是一个执着的追求者，他默默前行，超然自若。

　　尽管他的右手由于脑血栓后遗症无法工作，但何老师至今还在编写一本论述中共武装斗争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令人吃惊的是，20万字的手稿都是何老师用左手的一根手指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目前，书稿已交党史出版社出版。

　　每天上午，在校园内都有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他就是何老师。他说：“我相信坚持锻炼，持之以恒，必有好处。”他尊崇并努力践行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特殊品格。在正确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之后，何老师总是在力所能及之中，努力把它做到做好，他笑着说：“我们这一辈人的人生选择不完全取决于自己，革命以后，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但是既然选择了就竭尽全力，不求尽善、但求尽力！”(校报 高燕燕 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