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涛教授：风吹松林涛声阵阵

　　冬日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户，撒在宋涛老师身上，撒在他的办公桌上。阳光里的宋涛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言谈中透出一股浩然正气，让人很难相信他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我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和周围同志的事情，我问心无愧。”12月5日， 在人民大学科研楼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宋涛坦诚、率真地回顾、讲述了自己的治学之路和风雨人生。

　　不做亡国奴

　　宋老告诉记者，他原名侯锡九，出生在安徽省利辛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6岁开始干农活，割草，喂牲口，8岁开始念私塾，六年间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等古文化典籍，并接受了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熏陶。宋老说，“我背书很快，很受老师喜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把我国东三省侵占了，引起我的震动。” 宋老记忆犹新，当时校长和老师组织我们上街游行、喊口号，“自己深感中国的无能和腐败只能使国家走向没落，落后就要挨打。”

　　1937年，在安庆圣保罗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宋涛放暑假回家，在返校的路上，爆发了“七七事变”。敌人开始轰炸南京、安庆，学校被迫停课。“我想，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吗？！” 宋涛没有像同学一样回老家，而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安徽的战地服务团，前往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了，我看了好几遍。”毛泽东深刻、科学的洞察力给了宋涛很大的影响，使宋老对抗战的胜利有了充分的信心。此后，无论是在抗战宣传集会还是在集训的讨论会上，宋涛都大讲抗日救亡的重要性，讲“抗战必胜，中国必胜”的道理。

　　走上红色道路

　　宋涛对抗战的热情和信心，吸引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注意。他演讲完，有人偷偷地塞给他《共产党宣言》、《历史唯物论》的书。

　　有一次，他演讲后有人用肩膀向他靠一下，问：“参加不参加共产党？”。宋老爽快地回答：“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好事，我愿意参加”。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新四军，由留下来的游击队组成，“军长是叶挺、项英，我以前知道他们，对他们很崇敬，所以我就去了新四军。”

　　1938年，宋老先是到新四军的支队里集训，支队政委要求新加入的同志改名字，“我们几个刚参军的同学在一片小松林里想着如何起名，风吹动松林使之发出波涛般的声音，我说我叫侯松涛。报上去后，政委把我的姓去掉，又把‘松’改成了‘宋’，从此我就叫宋涛了。”

　　1938年年底，宋涛由党组织步行送往延安。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封锁，宋涛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日本的飞机轰炸西安，办事处的同志问我们愿意去哪？”1939年春，热爱教育的宋涛选择了去陕北公学。

　　峥嵘岁月

　　当时陕北公学散落在延安南部几十里处的五、六个村子里，有几千人，其中有不少归国华侨。宋老说，“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吃饭问题。” 宋老带领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种粮食、挖野菜，挖窑洞，吃、住都是自力更生。

　　1939年7月，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华北联大迁往晋察冀边区，宋涛和华北联大师生坐民工船，过黄河，10月份，他们在河北省阜平县安顿下来。“11月7日，华北联大正在打麦场上举行开学典礼，敌人发起了对边区的大扫荡。”宋涛同师生们从会场上匆匆撤离。“那时正值初冬，寒风呼啸，不久开始下起了雪，我们当时穿着草鞋和薄裤子。整整一个冬，在冰天雪地里赤着脚，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是难以支撑的。”

　　1940年3月，华北联大的学生毕业，宋涛被分配到晋察冀四中教书。当时的边区中学是为提高边区干部和青年的文化理论知识办的，宋涛教的第一课是“统一战线”， 1942年宋涛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教过的课有边区建设、社会发展史、生物、化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政治等。“我教社会发展史，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立，我一面教学，一面自编讲义。”那时，宋涛常常晚上备课一直到凌晨，只睡一小会就起来教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涛见证并参与了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衍进和办学过程。当时宋涛担任华北联大经济系主任兼政治经济学教员，主要是为解放全中国培养干部，“在张家口办政治班，彭明、黄达、徐禾、鲁友章都是那时候的学生。”1947年，根据进城后的工作实际需要，宋涛一面教学，一面带领学生参加土改。他说，“土改我赞成，但是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对将人活活拖死的举动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不是地主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阶级结构的问题。”

　　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

　　1949年4月，宋涛随华北大学进驻北平。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亲自参加讨论此《决定》。宋涛作为校党委成员，“我们天天开会，吴玉章、成仿吾、胡锡奎、聂真等常委对选校址、怎么办校、院校设置、课程设置等，争论了很久。有的说在城内选址，有利于培养干部。由于拆迁困难，最后中央决定在西郊办学，当时土地很多，需要大量投资。盖的第一座楼就是教一，然后盖东风楼，作为宿舍，给老师和学生住。”

　　1950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经济系，任命宋涛为系主任。10月，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宋涛作为全校教师代表发言。

　　“1956年苏联人来了，成立了计划系、经济系、统计系，当时政治经济系有七、八个苏联人，全校有几十个苏联人。政治经济学系当时的学生有卫兴华、蒋学模、张友仁等等。当时苏联人教学，我对学生进行辅导考察，考试的时候我也向学生提问。”宋老回忆说。

　　不唯上、不媚俗、不追风

　　“1957年苏联专家回国，我们开始自己办学。”宋涛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以《资本论》为主。当时他发现根据苏联教科书翻译的教材与我国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于是提出我们自己编写教材。他提出，“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做学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随风倒。”

　　1957年“反右”高潮时“海归”是被当作 “另类”对待，但宋涛却敢于把美国回来的经济学人才吴大琨和高鸿业引进来，设立世界经济教研室和世界经济专业。宋涛说，“我认为，搞政治经济学的不能不懂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联系国内实际，也要联系世界的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不随风倒”，宋老几十年来说到做到。1958年，宋老被下放到安国当县委副书记，针对农村“大跃进”，他写了一封信，当时的人民大学副校长李培之陪着他进中南海当面交给了周总理，后来总理亲自到安国考察。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宋老在东北考察的过程中被学校紧急调回，接着被批斗，被扣上“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被批为“修正主义”。当时教学、科研、工资都停了，被关到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一直斗了四、五年。1969年，人大被解散，宋老下放到江西农村接受改造，他白天干活，晚上挨斗，但宋老始终不低头，直到1972年组织上作“没问题，清白”的结论。1990年，教委在山东济南开全国马克思主义研讨会，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来指导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宋老表示反对，后来有人反映到中宣部、教育部和苏联大使馆，“我住在红2楼2层27号，每天有很多人到我家里去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戈尔巴乔夫写的《新思维》我看了三遍，我觉得苏联要出大问题。”后来苏联解体证明了宋老的看法是正确的。

　　直到现在，91岁的宋老每天仍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些剪报，告诉记者：“今年1月至9月，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中，90%是三资企业实现的。在我国目前的GDP收入中，国有企业只占26.5%。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还是外国人的手里？不说了，不说这些了——” 宋老挥了挥手，声音明显有些哽咽，眼里闪着泪花……过了一会儿，等心情平静了些，他说，“不是经济体制不好，是我们实行得不好。现在我们浪费现象惊人。我们现在提自主创新，报纸上说，我们国家的高新技术发展很快，但是这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掌握的，我们国家的命运不能由外国人来掌握。马克思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在我国经济成分不一样了，出现了很多新问题，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结合现实问题。”

　　战争年代，宋涛在解放区写的许多文章和编写的教材没了着落，这成了宋老一个永久的遗憾。由于时代的因素，他的学术生命的高峰没有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到来，1977年人大复校以后，宋老才迎来了他的学术春天。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专著《政治经济学》(上、中、下)、《〈资本论〉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等连续出版了；90年代宋涛出版了《〈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市场经济体制与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政治经济学教程》、《干部经济读本》等著作。

　　风雨人生，辉煌人生。去年11月27日，为庆祝宋涛教授90华诞，在人民大学举行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暨宋涛教授经济思想研讨会”上，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说，“几十年来，宋涛老师一直坚持不唯上、不媚俗、不追风的处世和治学态度，在理论研究中，对来自上面的理论观点，能够做到头脑清醒、科学辨别。对于正确的观点，坚决支持；而对于有质疑或认为有问题的观点，则不随波逐流、不追风。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立、科学的治学态度，给他在历次‘左’的政治运动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没有污染的人生

　　宋老告诉记者：“我有一种思想，就是对待任何事情，我都要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包括‘大跃进’，砸锅炼钢，这不是哄人吗？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就会提出问题。”宋老判断是非的标准非常明确：“要考虑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对人民群众好不好，对两者没有利的事情我就不赞同。” 宋老告诉记者，“文革”时，他一面挨斗，一面想问题。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批评“文革”时期的错误思想。“文革”后，“对于批斗过我的人，我能够和睦相处。这不是他们的错。”宋老坦率地说， “因为我坚持实际，我无愧于党和人民，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没有污染的。”

　　宋老一生两袖清风，安于清贫，至今仍自己坚持住在校内狭窄的旧房里，90高龄仍然自己打水、买菜、照顾身体不佳的老伴，在儿子下岗、女儿患病的情况下，执意捐出10万元稿费设立师生奖励基金。去年冬天下雪，宋老到学校开水房打水，因路滑不慎摔折了腿，但第二天还坚持在家里为博士生上了课。

　　现在，91岁的宋老仍在与时间赛跑，每天准时到办公室上班，风雨无阻，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他说，“我的时间不够用。”

　　宋老桃李满天下，当今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中许多都出自宋老门下，学生中也有一些省部级干部。宋老不仅“善于相马，也善于驯马”，问及如何判断一名经济学研究者的素质时，宋老说，“主要是看人的品德，看他以自己为主还是以人民群众为主，看他的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如何。”

　　采访结束时已至中午，有学生敲门进来给宋老送花，我们才知道今天恰好是宋老的91岁生日。宋老一边说“该下班了，下午还要继续工作”，一边在他那件几十年如一日的藏蓝色中山装上穿上羽绒服，戴上那顶五十年代的干部帽，宋老被学生和鲜花簇拥着下了电梯，走出大门。

　　望着寒风中宋老虽不高大却显得巍然的背影，眼前不由得出现当初宋老参加新四军改名字时的意境，“风吹松林发出涛声”，宋老，您的一生的确名副其实。

　　(文/毛燕 郭宝兴 图/贾铁英 本文得到经济学院高玉清老师和宋涛教授的博士生陈亮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