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眼中的戴逸先生

　　9月6日早晨，在明德楼的一个阅览室里，我们见到了如约前来的戴逸先生：白色的衬衫突显硬朗的身板，满头鹤发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和同学们聊到尽兴处，他爽朗地大笑；而说到今日社会历史研究的无奈时，他目光凝重。

　　“你们中间有江苏来的同学吗？”刚一落座，生于江苏的戴老就迫不及待地和身边的大一新生闲话起家常来，刚到北京习惯吗，这几天的大学生活还好吗？

　　戴老喜欢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和他们交流，自己也增添了不少活力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啊。”于是，我们有了与这位慈祥的长者、著名的学者近距离的交流、漫谈。

　　勤苦乐迷 成才四境

　　童年时期的戴逸，家就住在江南有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瞿家的对面。小时候，戴逸经常光顾常熟的几家古籍书店，碰到喜欢的书，就想方设法买下，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戴逸差不多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他在一篇自述中说：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童年时候对书籍的喜欢，痴迷，成为戴逸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而今天，戴老用“勤，苦，乐，迷”四个字为青年学子总结了成才之路必经的四个境界。

　　“成才之路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勤’，古今中外凡学业上大有成就的人，都是学习勤奋的人。”他说，做大学问，要争取时间，争分夺秒，摈弃那些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的活动，要爱惜时间，当你坐到书桌面前，一定要集中精神，要全神贯注的学习不受外界的干扰，这是学业能够上进的前提。戴老总结做学问的四勤：眼勤、耳勤、手勤、腿勤。眼勤，多看书；耳勤，要听老师的教诲、同学的讨论、各种意见；手勤，要勤于记笔记，勤于写文章；腿勤，要勤于跑

　　“成才之路第二个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治学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用‘苦’字做成的船，坐在这条船上，才能到达乐的彼岸。”戴老深有体会地说，读书，尤其是读专业书籍，会碰到很多困难。书读不完读不懂，怎么办？这个时候一定会产生苦闷产生急躁，心神不安，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度的放松自己，调适自己，但是要学有所成，就必须放弃一些娱乐活动，只有忍受这种苦，才会进入一种境界。“板凳需坐十年冷”，要淡泊名利。不经过艰苦，随随便便想在学业上就取得成功、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

　　“成才之路的第三个境界是‘乐’，快乐，读书的乐趣。苦与乐是一对矛盾，相反相成，读书苦中有乐，苦尽甘来，乐在其中。”他说，读书能告诉你很多知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使你生活更充实，精神得到愉悦与满足。知识上学问上的突破，就像是在黑暗中探索，一旦豁然开朗，从黑暗中走出来见到光明，这就是对人生最大的安慰，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第四个境界是‘迷’，勤于读书，艰苦读书到喜欢读书，最后一步就是迷恋读书。”戴老深有感触地说，迷是一种强烈深厚的感情，喜爱自己的专业，喜欢读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你和书本拉开。一往情深，不仅是喜爱更是入迷，这是成才的重要条件，入了迷，就会喜爱你的专业，就会有所成就，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也是学好专业的一个诀窍。”

　　戴老语重心长地说，“在将来的学业上会碰到很多坎坷，很多困难，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培养起向学的决心和志向，确立学习的目标，勤奋学习。做学问没有锦囊妙计，这些都是我观察学业有成的专家学者的经验后的一些想法。”

　　戴老用八个字总结毕生的治学经验：“立志高远，贵在坚持”。

　　数十载梦圆清史编纂

　　戴逸小时候，家乡有许多“租书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穿巷，担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戴逸迈进小学门槛，刚一识字，就迷恋上这些“小人书”。家里每每给他几个铜板，他都用在了租书上。《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西游记》、《水浒传》等等，让他看得如醉如痴、爱不释手。

　　在诸多“租书人”中，独有一位既租书，又“说书”，说书人能把岳飞、李逵、杨家将说得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小戴逸此刻必定在场，凝神静听。 　　

　　戴逸先生回忆道：“我对文史的爱好，最初就来自这些小人书和说书人，如果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可能会长眠心底。”

　　1944年高中毕业，戴逸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交大就读近两年，尽管身在，心却不在，他难以融入到学校设置的课程，依然挂念着自己钟情的文学与历史。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在上海招生，考场恰恰设在戴逸的宿舍楼下，他决定报考北大历史系，果然一举考中。1946年的北大，名师云集。胡适，贺麟，郑天挺，陈垣，邓广铭，杨晦，沈从文，朱光潜等文史哲大师，都曾为戴逸上过课。从那时起，戴逸立志献身史学研究。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然而清朝灭亡90年，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权威的清史，戴逸在33岁的时候，参与了新中国首次清史编纂工作。然而就在他的研究一帆风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十年，戴逸远离了清史工作，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1978年，52岁的戴逸重回中国人民大学，并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40多年来，戴逸曾经三次参与清史重修工作，但都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完整清史的缺失成为近一百年来我国文化工程的遗憾。2001年，戴逸在《瞭望》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重修清史。到了2002年，国家批准了清史工程，第四次清史重修工程终于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而此时的戴逸已经76岁了。

　　潜心治史 淡泊名利

　　现在，编修清史的工程已经启动，谈到这项浩大的工程时，戴逸先生深情地说：“我的期许就是要写好这部书，保证它的质量。但是这也很难说，也许这本书写出来并不好，最后失败了。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你掉以轻心，如果计划搞得不完善，如果选的人不称职，如果编写的人不努力，很有可能就会失败。为了避免失败，我们必须要兢兢业业地干这件事情，决不能认为这个项目已经上马了，也就大功告成了，还早得很呢。所以，当初清史工程上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一方面因为圆了多年的梦而高兴；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了忧惧，担心事情干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后代。”

　　现实生活，充满诱惑，搞历史研究必然会碰到或多或少的困顿与无奈，在戴逸先生看来，“治史的人要有高尚的品德，能够不因为荣辱、不因为名利等等，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能够矢志搞历史，沉下心来真正地坚持在这个岗位上，辛勤地劳动；要能够坐冷板凳，能够甘于清贫的生活，不能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能指望搞历史能升官发财。”

　　9月10均是戴逸先生的八十华诞，学校、学院以及清史所都提出过举办庆祝活动的想法，均被戴老谢绝了。这正体现了戴老一贯坚持的安贫乐道，潜心治学，孜孜不倦的为人风格。

　　两个小时的交流，戴老情绪高昂，谈兴越来越浓，从家常闲话到人生经历，从生活趣事到治学经验，妙语连珠令满堂增色。当同学问他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怎么研究得过来时，戴老大笑着说“这个问题我不用担心，我是研究清史的，就两三百年啊！”

　　戴逸先生最后告诫青年学子：“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必然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历史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历史的意义和功能的所在，才能培养起对历史的感情，对历史的热爱，取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