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乡改革情况调查：干部下乡与农民进城

　　8月20日，四川掀起一场全省运动，万名市区级干部被要求下驻农村2年。他们带着先进的城市观念、丰富的人脉资源，来到落后农村发展当地经济。“干部下乡”的试验早已在成都市推行了大半年。

　　与此同时，“农民进城”的试验也在成都市热闹地展开。成都市的温江区正在将所辖的行政村改为社区，试验中农民土地的“双放弃”、村企合一中的“两股一改”都引起全国关注。

　　一边在“下乡”、一边在“进城”，最终的目的是为完善城乡统筹，缩小两者的贫富差距。

　　然而，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亦表现出了重重困难。

　　驻村干部遭遇落后村民的不信任，懒散生活习性影响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村集体复杂的人事关系直接打碎了重组基层班子的设想；而在温江区，那些“进城”的失地农民则要肩负沉重的城市生活压力，个别农民流露出惶惶的心情。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从村民变为一个“村企”股东。

　　四川万名干部下乡助建“新农村”

　　早上7点，上班高峰期，当别人都向成都市区聚拢时，段小军的行程则和他们相反。

　　他驾驶着奥拓车离开市区，先在成南

高速公路上奔驰，再爬上山路，蜿蜒行驶10公里，下雨时还要绕过几处塌方，最后在山林深处的帽顶村村委门口停下。

　　“刚来这里时，心里冰凉冰凉的。”帽顶村是全市114个贫困村中的一个。段小军是成都教育局科员，如今却是这个村的副书记。

　　从今年1月30日，段小军等市区级干部，按市委组织部要求，进驻基层政府和农村，他们要驻村两年，推动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

　　“下派干部除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引导村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冯军说，“新农村建设中，现有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水平不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8月20日起，四川省市县机关下派驻村干部在全省推开。4年中，将有1万名干部，分两批下派到基层。

　　“要转变村干部和村民观念还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在帽顶村遭遇过各种阻力的段小军已经感觉到改变现状的艰难。

　　“空降”村官

　　干部下派基层的试验先在成都进行，动员时少有人响应，在各机关人事部门“干得好，回来就提拔一级”的暗示下，动员难的状况得以缓解。

　　段小军每天要去的村子是金堂县最贫困、基础设施最糟糕的地方。当地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一到雨天，村路就变成泥路。村民如今还要到山外背水喝。

　　市委组织部一个干部在走访帽顶村后感叹说，“即使两年什么都不做，能呆下来，也很难得。”

　　段小军也没想过自己会来这里做村支书。他29岁，孩子刚满周岁。去年12月，段小军在市教育局看到“万名干部下基层”动员文件时，还觉得此事与己无关。“我们都是市里坐办公室的，说要下到村子里呆两年，大家对这个试验都很茫然。”

　　“干部不做公务员，而要去做农民，”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冯军说，机关干部们普遍顾虑的是：农村会不会太苦？没有农村工作经验能不能干好？只有两年的时间，干不好回来交不了差怎办？”

　　市委组织部规定，驻村干部享有驻村补贴，除一次性给予每人1000元的安置费之外，每月还有500元的补助，每年再给5000元的工作经费。

　　此外，下派干部原单位职级职务和福利待遇不变，晋级、评优、年终考核和解决家庭困难都享有优先权。

　　动员后的半个月，各市级机关的报名处大多都静悄悄的，人事部门开始主动出击，找合适的人选谈话。

　　段小军正是市委组织部看重的下派人选。他在四川师范大学读完经济管理的本科，又在工作期间攻读了四川大学的MBA研究生。段小军担心下派农村2年，会失去一些发展机会。

　　教育局人事处找段谈话时说明，农村工作的经历，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好处。在干部任用上，他会有优先权。段小军才答应去村里试试。

　　在各个机关人事部门“干得好，回来就提拔一级”的暗示下，动员难的状况得以缓解。今年1月和5月，成都市分两批共计下派了605名驻村干部和驻镇干部。

　　芦笋赔本后的产业畏惧

　　帽顶村村民年均收入不足2000元，他们又不敢出钱做产业了，担心有投入没产出。

　　到达帽顶村后的3个月，段小军发现了比贫困更为严厉的现实困境。从村民到村干部，思想都极为守旧，村班子内部还有矛盾。“他们都觉得能吃上饭就很不错了。”

　　来之前，市教育局定下的任务是，一年之后，帽顶村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要增加800元。段小军说，“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展一些产业。”

　　段小军让村支书徐吕学带着，跑遍了山村。他看见，村里的经济作物只有蔬菜和沙参，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镇里、村里要做些项目很困难，老百姓不愿意投入。”

　　帽顶村的村民已不敢出钱做产业了，他们担心有投入没产出。

　　2000年镇里规划让云顶村、兴隆村和帽顶村3村联合搞水果种植，镇上出一部分资金，农户拿一部分。云顶村、兴隆村做成了。帽顶村村民则不敢投钱做。

　　3年后，镇里又补贴帽顶村试点种植芦笋项目，由镇里一个加工厂收购。这次有村民愿意尝试投入。但镇里加工厂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没钱收购芦笋。村民种植的芦笋都砸在自己手里，从此对村上镇上的项目更加不信任，对发展产业也有了畏惧心理。

　　究竟该如何发展产业，段小军请来了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专家，进行田间考察。根据山区村的特点，最后决定指导农户在山上分层种植水果、花椒和核桃，并推广每家农户养殖一百只以上麻脚鸡。这是段小军的“果园养鸡”计划。

　　“这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实惠？”有了2003年的教训，村民一开始还是有疑虑。

　　段小军组织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摆出了专家对此的看法，他还从市教育局申请来30万元资金，以降低农户投入的风险。终于，有个别农户愿意先行尝试了。

　　商业观念较量传统意识

　　村干部不懂找市场，没品牌意识，活动半径就是村子周围的五六公里，要注册个商标，他们连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

　　除了果园养鸡，段小军还帮助村里注册了一个沙参加工厂。但是让段小军诧异的是，村里的干部对于加工厂的想法还是停留在过去，认为这个厂子只是进行简单包装，然后等小贩上门，“他们不会主动联系销路，也不重视市场。”

　　但要培养村干部有市场意识又是件艰难的事。段小军说，农业投资公司的人来村里谈贷款，村里的干部也不懂得怎样谈，只能被动地接受安排。

　　而在另一个村子的驻村干部文国林也遇到相同的难题。“农业发展银行的项目部经理来和村干部交流时，农民啥也听不懂，银行方面很恼火。”

　　文国林说，村干部不懂找市场，没有品牌意识，

摩托车都不上牌照，活动半径就是村子周围的五六公里。“跟他们谈金融、银行和公司，他们很茫然，要注册个商标，他们连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

　　文国林为发展当地的韭黄产业注册了一个公司。可是，村班子工作散漫惯了，不习惯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按章办事，仍旧上午干点工作，中午喝点小酒，下午再凑在一起搓个

麻将。文国林看到后就吼了，“这叫什么公司？公司就没个制度？再打麻将，我把桌子掀了。”

　　相比段小军和文国林，王一的想法更是“遥远”，让村干部难以接受。

　　成都市城管局下派的王一进驻了竹根村。那里虽然偏远，但自然风光好，还有温泉。王一觉得适合发展农业旅游产业。

　　“要发展，就一定要成立一个公司，作为法人去和融资公司谈判。”王一说，村支书不接纳这个建议，而是让王一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

　　眼前的事就是修路和拉电。王一进驻到竹根村近4个月。村支书马建平最爱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把电网改造好，把路修好，其他什么都不用你管”。

　　竹根村是个典型的山区村，村民居住地分散，电力系统不愿意到这样的村子投资，电网面积大，用户少。王一也去和电力公司谈过，但谈不下来。

　　王一想到的点子是，以较低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开发商使用，让他们发展旅游经济，同时由开发商负责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我是在市里经济部门工作时，看到有人这样运作。但对村干部来说，是从未听说过的。他们不觉得这是真的。”

　　“视野不开阔，喜欢打小算盘，短期要见效益。”王一说，比如，路和电就是竹根村干部们心里最大的事，“他们算的是几十万的账，我算的是几千万、上亿元的账。”

　　段小军也同意王一的看法，他说，有了项目才能向县里和镇里要钱，县里基础设施的配套资金都是跟着项目走的。段小军通过他设立的项目，向市里县里申请到了100多万的基础建设资金。

　　段小军说，他现在每做一个项目，都会和村干讲什么叫产供销一体化等等，希望能逐渐地对他们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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