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中国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刚刚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40年来，她被尊为英国文学老祖母。她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莱辛与中国很亲近，她的作品在中国早就被翻译出版。1993年，莱辛的中国行历历在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国外高层次的文化交流还比较少。1986年，王蒙、陆文夫等作家去美国参加国际笔会，在美国见到了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当时的翻译、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朱红将莱辛介绍给中方作家：“她是当今英国作家第一人。”这也是中国作家与莱辛的第一次见面。

　　辗转的访华安排

　　上海社科院英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瞿世镜跟莱辛也有十多年来往。他说，1990年自己正在伦敦英国学术院做客座教授，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汪大钧找到他，想让他以个人身份邀请英国作家访华，推动一下民间文化外交。瞿世镜辗转促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与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最终英方同意派一个高层次的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也相应派作家去英国。莱辛正是瞿世镜力邀的作家，莱辛一行定于在1991年访问中国。

　　但不凑巧的是，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英方出于安全考虑推迟了访华计划。海湾战争结束，同行的三位英国作家又因时间安排不一致，莱辛访华的预定方案一直被耽搁了。1992年10月，中方先期派了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准、报告文学作家石英、北京市文联副主席陈祖芬去伦敦访问。相应地，时年75岁的莱辛也于1993年5月开始了仅有的一次访华，同行的还有英国作家德拉布尔及其丈夫——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主席迈克尔·霍尔洛伊德。

　　“我很想见张艺谋”

　　从5月2日到15日，莱辛先后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和广州四个城市。莱辛应邀拜访了

北京大学，并在中国社科院参加中外作家座谈会。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黄梅是当时座谈会的主持人。她说，印象里的莱辛穿着比较朴素，不是特别爱说话，“莱辛的话比较少，当时老太太年纪已经蛮大了，当时座谈的都是专家，所以我基本不用翻译。”

　　在北京期间，莱辛提出想见两个人。一个是作家王蒙，另一个是导演张艺谋。莱辛结识的第一个中国作家是王蒙，他们在1990年意大利蒙代洛文学节上更是有缘，当时两人同是获奖作家。莱辛来到王蒙家的四合院里，双方就像老朋友一样。见过王蒙，莱辛又提出：“我很想见见张艺谋。”全程陪同老人的翻译程慧琴回忆说，莱辛讲她在英国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对影片印象很深刻，所以想见见导演。

　　这个消息几经辗转传到了张艺谋那里，当时正在西苑宾馆跟人讨论剧本的他立刻就答应：“是英国的大作家要见我，那我肯定要见她。”张艺谋主动找了宾馆附近的西安风味餐馆招待客人，想让她见识一下自己平时的生活状态。莱辛和另两位英国作家听张艺谋兴致勃勃地聊：“你们接下来要去的西安，是我的老家，估计到你们在那儿吃的也有今天这种食物（西安泡漠）。”

　　程慧琴说，张艺谋特别高兴，觉得对方有绅士派头；莱辛也很高兴，因为“张让我体会到传统中国人身上的质朴味道”。

　　“我想去缅怀孙中山”

　　随后莱辛被西安的气息打动了。她很喜欢兵马俑、大唐歌舞和青铜器。程慧琴的理解是，“这才是莱辛想看的，她看到了中国最古老的东西”。

　　在上海全程陪同莱辛的瞿世镜对老人的独特个性记忆深刻。瞿世镜接待很多外宾，但只有莱辛提出不要看风景。她说要去参观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先驱，中国的解放首先从孙中山开始的，而且孙中山在英国留学过。”莱辛年轻时曾加入英国共产党，政治左倾使她“始终关心和同情所有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瞿世镜马上就落实了行程。

　　参观结束后，上海社科院邀请了王安忆、白桦、赵长天等作家参加与莱辛的座谈。霍尔洛伊德作了有关传记文学的演讲，德拉布尔则谈了她的小说创作。莱辛最后一个出场。瞿世镜担当翻译，对莱辛的演讲印象深刻。

　　莱辛说：“通过交流，大家才能学到对方的长处。中国在发展，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目前在西方出现了整整一代文明的野蛮人，这些人有很高的学位，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他们用知识追求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这种人掌握了文明，却造成了野蛮的结果。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你们必须另辟蹊径！”

　　“东方和西方也不能分开，关键这个统一是平等的。如果以男性为中心，把女性边缘化，这是错的；如果以西方为中心，把东方边缘化，这是错的；以英帝国为中心，把殖民地边缘化，也是错的！”

　　“男女两性出问题，问题出在男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英国殖民地出问题，问题出在英国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个世界出问题，就是出在所有的强者的自我中心主义。”

　　“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启发人类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不是为唯美而唯美，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我为什么写诗，因为我思考文学；我思考，而我写一本书就是提一个问题！”

　　莱辛的这些发言引起了全场热烈鼓掌。瞿世镜回忆说：“照片上，所有人都比我高，唯有莱辛比我矮，她一米六不到，人很小，声音很轻，但是说出来的东西很大。”

　　一个时代的体温

　　在整个行程中，莱辛大多处于思索状态。1993年王府井路口有个刚开张不久的肯德基炸鸡店，莱辛看到后笑着对程慧琴说：“AmericanRubbishInChina（美国垃圾到了中国）！”过了很长时间，程慧琴都没能理解莱辛为何要这么说。

　　作为严肃的女性主义作家，莱辛的话不多。瞿世镜说，“她是非常平静的一个人。不是很急，不是很激烈，你们要说什么，就让你们说。但她的很多看法都很尖锐，她是抱着一种多看看、多了解的态度。”程慧琴的看法是，“你能感触到她内心很强大。她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对话者。除了王蒙，中国几乎没人对她有比较深的了解。”

　　与偏爱西安相比，莱辛对广州毫无印象。在广州看到那些模仿西方现代风格的大厦，她跟程慧琴说：“ugly bulding！（难看的建筑）”结束访问后，程慧琴把莱辛一行送上从广州去香港的火车，她们从那里转机回伦敦。临行前，莱辛送了程慧琴两件礼物：一条英国的爱玛仕丝巾，还有一瓶毕加索香水。

　　程慧琴说：“她跟我拥抱，像亲奶奶一样。这种感觉，我说不出来。她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的老作家，有很坎坷的命运，而我就像一张白纸。后来我去读她的作品，就感觉自己在重新体会一个时代的体温。”

　　被加冕的丹碧斯

　　莱辛的漫长人生为时代所造化，她似乎是20世纪思想史的微缩体

　　【作者】但汉松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88岁的伦敦老妪莱辛竟然没有接听斯德哥尔摩打来的长途，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原以为作家们在那天都有足不出户等电话的习惯。写出《金色笔记》的作家获奖了，这远比耶利内克当时的爆冷让众人心服口服。这本被女权主义者称作“圣经”的小说，曾被戏谑为“世界文学里的第一块丹碧斯”（注：卫生棉条的商标名），因为莱辛在书中以大胆笔触表现了女性追求独立的内心矛盾。

　　后知后觉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终于在45年后承认了《金色笔记》的地位，而莱辛也由此成为最年长的文学奖折桂者。这样的“之最”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在“最疏离”的童年（生于伊朗、长于津巴布韦）接受了“最短暂”的学校教育（13岁就辍学），然后成为“最狠心”的妻子（共有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两个可怜的丈夫遭到这位自由女性的遗弃）和“最高产”的作家。

　　即便如此，还有两类人对莱辛的获奖颇有微辞。一种是英国《观察家报》代表的观点，认为评委优柔寡断，早就该给莱辛发奖；另一派则是耶鲁大学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他指责这个奖“纯粹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但尚未有第二人敢站出来说此话。另一位得奖呼声颇高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早就把莱辛视为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心灵导师”。

　　布鲁姆的愤怒可以理解。英国人在6年内拿了3个诺贝尔文学奖，而美国作家已经有14年与之无缘。但无论这说明了什么，都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因为莱辛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二战后，莱辛揣着《青草在歌唱》的手稿第一次来到英国时，祖国对她而言是个异邦。她以一个局外人或流亡者的视角来审视周围，写作成为了她的生存手段和表达本能。

　　从当初的反种族歧视、反男权压迫的现实小说，转入到后期光怪陆离的科幻题材创作，这种看似糟蹋文学声誉的越界行为其实是莱辛刻意为之。她希望书写的乃是一种超越性的思想小说，而不是饮食男女的罗曼史。科幻正好赋予她关于苏菲主义的神秘表达，譬如今年最新的这本《缝隙》（Cleft）。

　　莱辛的漫长人生常为时代所造化，她似乎是20世纪思想史的微缩体。她从不讳言社会对自己的影响，但莱辛更是一位关于否定的否定者。当女权主义信徒在《金色笔记》的感召下汇成洪流后，她却讥笑那些出于宗教狂热而反对男人的女性；当评论家认定莱辛会成为政治偶像时，她却抽身而退写起科幻。

　　和斯坦因夫人一样，她将声誉看成一种身份，而身份意味着读者的期待和干预。这种外在的禁锢是莱辛警惕并反感的。她反抗男权社会，也反对将“反抗男权”这一行动视为“政治正确”。或许，这个迟来的桂冠对莱辛而言是一件幸事。起码，时日无多的她无需战战兢兢地进行“后诺贝尔”阶段的写作。据说，莱辛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交给出版商。她的全部创作，仍将与诺贝尔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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