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北京工业申遗：“798”之外的工业记忆

　　“798”的自发兴起，使得北京的“工业遗产”不再只停留在一个概念上。但“798”缺少点什么？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认为，缺少与之相联的工人和产业记忆。

　　首钢和焦化厂的搬迁为工业遗产改造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设计者希望的方向是工业遗产公园，因为这里少有“798”那种艺术家工作室式的大厂房，却有着工业特征鲜明的烟囱、焦炉、冷却塔。

　　记者◎贾冬婷

　　申报“工业遗产”的可能性

　　行至北京五环路化工桥，遍布高楼大厦的天际线上突然冒出6根大烟囱，两个一组，整整齐齐排列着。同行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伯英说，这里曾是著名的垡头工业区，机械化工产业的聚集地。如今，道路和桥梁的名字没变，但工厂都已搬走或拆迁，只剩下北京焦化厂——那6根烟囱所在地。

　　焦化厂周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学校、

医院、住宅一应俱全，邻居彼此也都是工友。50多年来，工厂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但如今大门对他们关闭了。2006年7月15日，厂长张希文走上历史最久的1号炼焦炉推焦台，缓缓推动了最后一炉焦炭出炉。之后机车汽笛长鸣，红红的焦炭在熄焦塔下冒出团团白色的蒸汽，几乎把整个1号炉全部遮盖住。这标志着有47年历史的北京焦化厂正式停产。在场的66岁的退休人员、原炼焦分厂厂长李桂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从一建厂就来这里工作，心里很舍不得”。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推进。人可以搬走，机器可以拍卖，搬不走的厂房和设备似乎只能爆破拆除，变为固体垃圾。这块124万平方米的土地，以19.5亿元的价格被国家收购，暂存在土地储备中心。不出意外，这块土地会成为新的“地王”，旧工厂即将被高楼覆盖。事实上，原计划是2006年底焦化厂全部拆迁完毕。

　　但作为北京的工业符号，首钢和焦化厂引来了人们在“工业遗产”层面的更多关注。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邱跃和副总规划师温宗勇委托刘伯英做首钢和焦化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调研。刘伯英说，相比首钢的缓慢搬迁和复杂利益，焦化厂的问题要单纯些，这让它的命运首先有了转机。2006年5月，当北京总规划编制到垡头地区时，“首规委”也组织专家去焦化厂考察，厂里工业特征鲜明的大型设施让他们震撼，他们给北京市政府写了报告:“暂缓拆除，论证申报‘工业遗产’的可能性。”在最后一刻停下了拆除。

　　工业与后工业的交错旅行

　　焦炭是怎么炼出来的？李桂树说，如今的人们都无从体会，无从想象。保留下这些炼焦厂特有建筑和设施，也是对一种工业、一个时代记忆的留存。

　　1959年，18岁的学徒工李桂树第一次来到他的新工厂，看到的还是一片荒芜农田。他那时刚从上海和鞍山培训了一年炼焦技术回来，一辆大卡车从永定门车站接他们，“好家伙，这么远！这还是北京吗？”“大跃进”如火如荼时，北京上马了不少新工厂，焦化厂也在这一时期作为“国庆工程”筹建，整个工厂从筹建到建成仅8个月。李桂树当时看到的工厂大门还保持原样，黑色牌匾上方是朱德题写的厂名“北京炼焦化学厂”，足见焦化厂当年的地位。但如今人去楼空的工厂里仍然戒备森严，记者因厂长同意和专人陪同才得以进入。

　　一进门的厂办公楼、工人俱乐部都保留着苏式建筑风格，据说，办公楼用的是建人民大会堂剩下的

瓷砖贴的。李桂树说，楼前的小广场现在是升旗的地方，以前还有一座毛主席像，“金色的，很高大”。

　　焦化厂兴建前，北京主要以煤为取暖燃料，那时候的北京，一到冬天就满城冒烟，天空始终是灰蒙蒙的。1959年11月18日，北京焦化厂建成投产，新中国自主研制的1号焦炉推出了第一炉焦炭，第一次将人工煤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市区。“三大一海”(大会堂、大使馆、大饭店、中南海)等单位成为第一批煤气用户，结束了北京没有煤气的历史。“那天万里来剪彩，这个日子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后来成为厂庆日。”李桂树说。

　　焦化厂的厂区四四方方，非常规整，一条主干道清晰划分出炼焦和化工的分界线。沿途各种工业构筑物勾勒出焦化生产的整个工艺流程:原料→备煤→炼焦→制气→煤气精制→回收。在刘伯英眼里，这也是被改造成工业遗产公园的先天条件。

　　直到现在，创造了历史的1号焦炉还是焦化厂最具标志意义的构筑物。这个黑色的庞然大物高4.3米、长14米，均匀排布着65个炭化室，有种井然的韵律美。李桂树曾做过这一焦炉的装煤车、推焦车、拦焦车、熄焦车司机，他介绍说，这4种车的协同作业才能完成一炉焦炭的出炉。记者随李桂树顺狭窄的楼梯走上楼顶，这里是整个焦化厂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焦炉烧好后，装煤车从煤塔受煤后将煤装入炉顶的炭化室，每个炭化室对应3个装煤口。工作起来焦炉内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地面上铺的耐火砖已经变黑，据说，在上面工作的工人要身穿厚厚的白色防护服，特制加厚牛皮底靴子，有好事者曾在腿上绑上温度计，从焦炉一头走到另一头测温度，高达80多摄氏度。李桂树说，炉顶工种的补贴也是最高的，50年代末就一天补3毛钱标准，“吃小炒，熘肉片、木樨肉、油饼、牛奶”。当时大家还挺羡慕的。

　　煤烧到一定时间后，一部分通过集气管，最终变成通往千家万户的煤气。李桂树说，因为焦化厂承担了北京市70%的煤气供应，生产就要确保不能出丝毫差错，这也是它受重视的原因。另一部分煤则变成焦炭，主要供应首钢。李桂树说，焦化厂和首钢一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在又同时搬迁至河北。焦炉附近停着巨大的推焦车、拦焦车、熄焦车，保留着“红旗号”、“共青团号”的命名，可以想象当日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推焦机和拦焦机分别摘掉炭化室两侧的炉门，推焦机将焦炭推出后，经拦焦机落人熄焦车，再运送出去。李桂树说，这三种车要在一条直线上，才能确保焦炭安全出炉。一开始，还是靠吹哨指挥操作的。人工难免出差错，三车若没对接好，会出现将火红的焦炭直接送到推焦车上，或者推到地上，工人们称为“红焦落地”，这就是生产事故。后来才改成机械化连动装置了。

　　焦炉附近的高温、粉尘让人难以忍受，不一会儿，白衣服全变成黑的了。李桂树说，他们一般都是工作10分钟，下来休息四五分钟。如今，二楼平台上还有工人们聚在一起休息时的桌椅，落满了煤灰和粉尘。

　　在刘伯英的想象里，炉顶上是一个天然的露天平台，“可以改成咖啡馆、酒吧，服务员穿上厚底鞋，防护服，模拟炼焦的情景”。而这样的先例也有迹可循，在德国鲁尔区多特蒙德市的汉萨炼焦厂中，一个类似的大型焦炉就被完整保留下来，周围做了供市民公共活动的景观水池，冬天就变成了溜冰场。

　　像这样的大型焦炉原本有6个。均匀分布在6根烟囱的旁边，两个一组，共用一套车辆。容积最大的是5、6号焦炉，高6米、长16米。遗憾的是，如今3号、4号焦炉已搬走，300万元低价卖给了别的焦化厂。

　　从焦炉里出来的焦炭，要经过几个不同大小的筛子进行分类，不同大小的焦炭有不同用途，比如直径40厘米到80厘米之间的焦炭用于冶金，80厘米以上的可用于铸造行业。这样分出来的各种焦炭经过皮带运输通廊送往生产各工序，再通过火车运出。从筛焦炉伸出来几条长长的运输通廊有水平和倾斜两种，通廊上均匀分布窗户，在空中错落有致，整个系统气势雄伟，系统性和整体感较好，与前方的空旷场地形成很好的工业场景。刘伯英说，这里前不久还打算举办一场摇滚音乐会，甚至都不需要做什么布景改动，但最终因赞助的问题没办成。

　　存放储备煤的空场上还残留着没清理干净的煤渣，一台巨大的堆取料机停在那里，形似一个巨大的齿轮。刘伯英说，这一机器是焦化厂的标志物之一，他见到类似的机器在德国的工业遗产公园里直接作为景观雕塑。

　　厂区尽头是一段向远处延伸的铁轨，原本用作煤的进厂和焦炭的出厂。这段铁轨通向百子湾车站，再从那里与城市交通系统连通。刘伯英说，这段铁路今后可以利用为工业旅游的交通线路。李桂树带记者去看了翻车机房，运煤车皮会在这里被翻转，原煤自动倾倒而出，这是焦化厂特有的景象。如今，铁轨上只有两节车厢静静停着，四周荒草长到半人高，一个看铁路的工人孤零零立在那里。

　　以工厂的主干道为明显分界，我们告别了与焦煤相连的部分，进入化工生产区。刘伯英说，这两部分在国外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黑区”和“白区”。从表面上看，“白区”似乎更干净整洁，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分进出不同气体的管道，看起来还有几分现代设计的明快。这里也确实是焦化厂进一步发展的见证，炼焦起家的焦化厂一度被批评为“只焦不化”，后来才发展了越来越多化工生产线，也成为近年来一大利润来源。但一旦走入其中，还能隐约闻到一股化学制剂的刺鼻味道。李桂树说，这是残留的硫、苯等化学品的味道。工人们也深知这些对人体有害，宁愿去“肮脏”的炼焦生产线，也不愿来“整洁”的化工线。

　　蓝色、绿色、黄色，各种鲜艳的管道是这一区域的最显著特征。有的像迷宫一样排布在地面上，有的架在空中，刘伯英说，这些管线廊道可以改造为游客观景的步道和平台，就像在鲁尔区的北杜伊斯堡公园内实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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