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发明电脑量刑软件引发争议

　　文/图 廖杰华

　　10月8日，武汉大学发布消息，该校73岁的赵廷光教授成功开发了电脑《辅助量刑系统》。该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尺度和标准，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被誉为“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在经历了18年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之后，“电脑量刑软件”终于走出实验室。而就全国而言，把电脑引入司法审判程序的第一人，并不是赵廷光，而是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2006年9月，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在淄川区法院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的1500多起案件当中，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

　　有人断言，随着“电脑量刑”的出现和推行，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将被颠覆，刑事审判也将更加公开和标准化。但赵廷光却明白，受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电脑量刑”软件前途不明，而且软件的问世，并不能打破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宰地位。

　　在经历了18年的艰难与困苦之后，赵廷光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尽管早已退休在家，但赵廷光的头衔一直没变：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如今，赵廷光仍然主持着两个“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罪行通论》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

　　至于为何研究量刑，赵廷光笑称纯属偶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很多科研项目都被别人研究了，惟独量刑没有人研究，那我就来研究量刑吧！”

　　“估堆”量刑弊端严重

　　赵廷光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量刑方法，在立法上或事实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诉讼中提倡法官“自由心证”，实际上是把量刑公正的希望寄托于法官的“良知”、“学识”和“经验”。

　　据赵廷光介绍，量刑规范化在其他国家也一直在推进着，由于媒体大量披露了刑事案件量刑中的黑幕，在美国引起全社会对量刑混乱的公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量刑改革法》，成立了有法官、检察官、律师、议员、学者等数千人参加的“量刑改革委员会”。1987年，《刑事案件量刑指南》出台。

　　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常年的理论研究，赵廷光发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出现同一案例在不同地区量刑差距太大；即便同一案例，同一地区的不同法官量刑也大不一样。”

　　赵廷光说，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克服量刑偏差，如何使罪与罚相适应，是刑事司法中永恒的难题，有人把这个命题比喻为“刑法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而赵廷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破解这个谜局。按照赵廷光的理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估堆量刑造成的。

　　某区法院审理4起盗窃案件，甲乙二案盗窃财物都是1600元，甲案被告人被判刑6年，而4天后乙案被告人却被判刑半年，刑期相差12倍；丙案被告人多次盗窃共计9800元，丁案被告人一次盗窃980元，两案盗窃数额相差10倍，但都判刑2年，前者处以罚金3000元，后者处以罚金2300元。这是赵廷光经常挂在嘴边的例子。

　　赵廷光把这一现象归纳为“估堆”量刑，它指的是法官在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笼统认识和审判经验，在法定刑限度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任意裁量刑罚。

　　赵廷光教授说，事实证明，“估堆”量刑就是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形象写照。据了解，我国刑事判决的量刑单位一般是“半年”，这意味着每一个犯人的服刑期比实际法律规定总有几个月的“误差”。他举例称，有人曾公开撰文说“在法定刑罚幅度内判几年，是3年还是4年，是7年还是9年，并没有此是彼非的重大差别。”

　　“两个罪犯在监狱中相遇，彼此一介绍，发现各自的犯罪情节大致相同，但刑期却有较大的差异，这对于罪犯的安心改造肯定是不利的。”赵廷光说，“刑期较重的一方，必定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自筹130万元科研经费

　　有关材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上诉(申诉)率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60%左右，而约有一半的上诉原因起于量刑的不均衡。

　　关于“估堆量刑”，赵廷光有句“名言”，“在商品社会里，买白菜萝卜都要用秤来称，而在事关生杀予夺的量刑问题上，却采取'估堆'的方式解决，许多量刑显失公正。”

　　赵廷光很推崇培根的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电脑量刑就是我研究的一把公平秤！”

　　1988年，赵廷光在没有任何国外先进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开始思考如何将量刑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经过两年努力，一套名为《中国刑法专家系统》的软件问世。1993年，赵廷光开发了真正运用于刑事审判的《实用刑法专家系统》。

　　不过，由于这套系统太“前卫”，武汉法律界一时难以接受，赵廷光的科研也没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他只好自筹资金开发。

　　“13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全是我自掏腰包。”赵廷光非常感激家人给予的支持：为支持赵廷光搞科研，两个子女赞助了80多万元，妻子原本在贵州工作，也提前退休到武汉协助他。

　　研究最艰难的时候，为节省开支，赵廷光把工作室安在了武汉大学里的家，妻子和孩子都借宿到亲戚家。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最多的时候挤了十几个人、十几台电脑。大家轮班做饭，吃住都在一起。“当时我家的水电费总是学校最多的！”回首往事，赵廷光记忆犹新。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