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的影响：推动中国经济文明前进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千年铁

　　富豪的涌现从来就不是问题，没有富豪的民族要想繁荣昌盛，才是个大问题。曾经，为了保持革命浪漫主义的形式感而斗地主，把地契付之一炬，把勤劳肯干的富裕中农也凑成地主打倒；和为了保持无产阶级闹革命的彻底性而取缔民族资本(所谓公私合营)，把荣毅仁这样的红色资本家也一脚踹至门房的做法，分别从土地和工厂两个资本源头，对中国富豪产生的仅有渠道施行上环手术。于是在整整30年内，中国富豪阶层可以说寸草不生，而中国经济也濒临崩溃。

　　好在富豪梦想只是被长期上环而非一了百了式的结扎，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终于搁置了大是大非的争论，一大批不甘命运束缚在土地上、半死不活的车间里和论资排辈的行政机构(含学术机构)里的先行者，终于逐渐还原了“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泼要素”的本真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奇迹首先是在沙漠上起步的，正因为许多前仆后继的探索者夭折的身躯(可能歪带着“投机倒把分子”、“奸商”等冠盖)，填平了制度缺陷的沟壑，中止了产权无主题变奏式的摇摆。

　　大浪淘沙，那些剩存者成了众人皆知的富豪，他们可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荣誉，可能引领着时尚生活，也可能随时准备移居海外颐养天年，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富豪们，准确地说是那种“为富豪的梦想”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仍只能说这种影响绝大多数只是在经济文明的范畴。事实上，当毛泽东也谦虚地宣称自己“我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时，夸大中国富豪们的影响，既不准确，更不道德。

　　而经济文明不应仅仅表现在创造了多少产品或财富，关键是如何生产和创造这些财富，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是否同时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未有“中国富豪”冠名之前，中国商人和企业的当家人已经做出许多历史性的闪光行动。

　　牟其中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引起西方知名财经媒体关注的中国富豪。原因是1989年，当主流理论界还在为“深圳到底还姓不姓社”而声嘶力竭时，牟用国内大量处于滞销状态的轻工产品，从前苏联换回4架图-154民航机。这笔数额巨大、颇具创新精神的跨国生意，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名人。4年后，美国《福布斯》杂志将牟列入当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内地富豪第四位。同年的《财富》杂志把牟其中称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和“大陆超级富豪之首”。

　　现在看来，换飞机可能是牟首富生涯的惟一成功案例。但是由于放在那个特殊年代背景里，牟其中的天马行空式的商业狂想，即使只成就了这么一单事，也足以为中国创意产业的萌发兴盛奠定了风华正茂的基础。其后虽经“点子大王”何阳等人的撺掇，矿泉壶、

　　不仅仅是创意，此后中国经济的制度或是文化层面的建设跟这些富豪们也是分不开的。牟其中在公司里创立“南德学院”，但他的校长梦太从心所欲，所以很快碾落成泥。联想、海尔等公司也非常重视内部文化建设，但中国企业真正初具内部“黄埔军校”效应的，仍只是万科。

　　这些也只是富豪们建设经济文明的一些点滴。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信用经济、法治经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文明的进步，必然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才能摸索出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富豪，尤其是一大批实业家富豪，包括那些先后被富豪榜“杀猪”或触犯法律、制度雷区的若干富豪，如杨斌、禹作敏、张海，都以自己的行为推进了经济文明的建设，只不过，后者成了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反面教材。

　　除了在本领域内的建树，富在政治生活方面，许多人也成了人大代表，成了政协委员，或者是进入政府参与国家的政治管理，当年的荣毅仁先生就是其中典型。在今年胡润榜公布的800名富豪中，就有38位全国人大代表，41位全国政协委员。这其中，一方面是富豪自身的拓展愿望，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看到日益增大的富豪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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