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里的个人阅读

　　本刊记者 刘 阳

　　多年之后，当我出差到北方某城，眼前的街心广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冬日里高大的塑料棕榈树和椰树还在勉强摇曳，忽然重温到一种热情：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对于南方的热情，在广场上以露天盆景的样式被保留下来。

　　那份热情，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高点，建设市场经济正式成为执政党的政策目标。作为高中生的我，朦胧中被两个词语的气场所吸引：“经济”、“南方”，仿佛其间蕴有一种魔力。南下！在南方四个经济特区里唯一一所重点高校的经济学院，我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真正有自由和质量的阅读，也同时开始。

　　大学间

　　《海子、骆一禾作品集》与《以梦为马》分别是1992年前后出版的两本诗集，以诗歌作为本文提及的第一种文体，似乎过于私人化。我的辩解是：如果一个人的青春不能与诗歌发生关联，那么终其一生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联系了。迅速进入课本的南巡讲话被唱进《春天的故事》，1992年一年间骤起骤降的股市成为致富欲望的指数，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并不确定，那么事后回顾，中国的确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而诗人的命运为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另外一出开场白。

　　以海子与骆一禾之死开启的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诗人主动缺席的时代，好像另一个世界里有一场聚会已经发出了邀请。大众为经济欢呼的时候，成批的诗人选择以自杀的激烈方式离开——这种解读似乎陷入了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但在某个瞬间，敏感的诗人或许真地感觉到，世俗化的大潮方兴未艾，茫无际涯，洲岸之上不辨牛马，而缪斯发出了新的命令：面对泥沙俱下的生活，无论先知还是才子，都要先备好一副坚韧的好胃口；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进入21世纪，说到自杀，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抑郁症，而不是诗人。专业化与技术化已经完成了对人们生活各领域的分工承包。

　　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一切仿佛都平静了，鹭岛的夜，涛声依旧，诗册之间，麦浪翻滚。然而每年初夏都有那么几天，校园气氛真实而肃然，刚好在那时读了《城堡》，忽然领悟到卡夫卡传递的那份体制与权力冷冰冰、沁入骨髓的手感；它是否抚摸你并不重要，但你知道它在。

　　另两个在90年代初已经完成主要作品并暗示了时代调性的人，一个是张承志，一个是王朔。1991年完成《心灵史》后，张承志放弃了小说，转而在更直抒胸臆 的散文创作中宣告当代汉语文化资源对理想与信仰支撑的乏力；王的小说显露出世俗智慧对陈腐价值观和话语体系最高级的反叛方式就是戏仿与反讽，在彻底的解构面前一切平等，王朔以此实现了中国人几千年都没能达成的平等理想。

　　1994年与1995年，各有一本书应该提及，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顾准文集》和三联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虽然要等到3年后我才读到它们。前一本让我就近看到，思想可以多早领先于一个时代，在拥有理想甚至实现理想之后，除了“继续革命”，人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普遍蒙昧普遍禁锢的年代，只有思想的尊严才能照亮人。后一本，其实是一个时期以来，知识分子以怀旧为载体表露微词的写作方式的体现，这一点上它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并无不同，两者气质上的区别要等到《伶人往事》时才凸显出来：梨园掌故之中时时透出权力剧变中跌落者的失落与怨懑。其实普通读者对回忆者的身份是谁并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还原权力斗争的真实场景，是否像清宫剧里演的那样。

　　4年里，专业范围内，《审计案例与分析》挽留了我对专业仅存的好感，也让我对后来所谓“审计风暴”的功效产生了免疫力。我的老师们很清楚政治与经济的区别，他们在市场经济缔造的公司之间如鱼得水，却没有一个投身国家的审计事业。

　　职业化

　　毕业后的1997年，一本叫作《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书从台湾引进来，之后一版再版，直到时间进入21世纪，许多人还会主动表示阅读过该书，以提升交流的氛围。这反映出人们的文化层次在潜移默化中有所进步，要知道，上世纪小资见面显示品位主要还依靠谈论出版于1992年的《文化苦旅》。

　　《万历十五年》普及了这样一个观点：“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能力，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关键。国共两党的历史角色在民族利益的大平台上，被视为两个为了让国族拥有这种能力而各跑了一程的接力队员。对照后来日本政客对印度、澳大利亚等国高谈彼此之间拥有价值观的一致所令中国感到的不快，我们更容易领会该书在大陆流行的潜在意味，虽然这只是一种误读。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学术质量更高的包括《晚清70年》、《五四运动史》在内的海外史家名著何以悄无声息，直到若干年后，未经删节的网络版才成为被下载最火爆的学术著作之一。任何流行得以流行，如果与主流价值观抵触必不可能。

　　1998年，我买了一本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那时，我在一个机关里用买几本类似的“有思想”的书对抗流逝，读到2004年才彻底读完。刚好赶上郎咸平大热，恰好能用上。仅以德国现代化为例，哈耶克认为18、19世纪德国建立行政法院使政府一切活动接受严格的司法控制，是发展法治的重要进步；当今天行政人员的权力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主要威胁，制约行政人员的种种制度就更值得研究。郎氏把德国经验解读成精英威权政府强力推行法治、纪律，富国而后自由作为结果自然来到，为中国改革开出了不仅学理矛盾而且动机可疑的药方。

　　就影响而言，2001年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为被政治经济学洗过脑的人们恶补了一堂常识课。《制度经济学》2000年底面世，学派大家的同类著作很多，单举此例，因本书通俗易懂，适合普及。有这两本打底子，就着新闻事件发点感慨，大体上就是国内报纸多数经济类时评的主要内容。两年后登上排行榜的《血酬定律》，其实是一次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史学领域的模拟入侵，作者想和《万历十五年》较劲儿大可不必，黄仁宇毕竟是在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该书只是一本概念强于论证的畅销书。

　　村上春树创造了外国作家在华的新神话，2001年，上海译文社村上文集的出版，是对前几年村上热的总结和新的滥觞。当时，我已从机关来到公司，村上的小说最适合公司男释放压力和郁闷。

　　这一年值得一提的书不少，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修订版出街，旧版是1988年的，说修订版完全是一本新书亦不为过，其中以基督教思想为背景对汉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振聋发聩。之前1998年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再之前1995年的《走向十字架的真》等，作者1980年代末开始的信仰转向之路清晰可辨。与刘小枫同期或之后选择基督信仰的知识人，与明朝利马窦来华后第一波儒生们的认信不同，他们基本上认为基督信仰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不再必要，终极真理的唯一性取代了以汉文化为本位“中西会融，易佛补儒”的努力。

　　传统文化领域，三联出了一套钱穆的东西，让许多读者大呼新鲜，足证文化断裂之甚。其实，从1996年8月开始，几年里河北教育社陆续出了一套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成就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分列梁漱溟、马一浮、陈寅恪等数十人之专卷，均经重新整理校订。先贤不远，追思犹存，中国最晚近的一次学术创作的丰产期，距今不过几十年。斗转星移，近来于丹姐姐“学术评书”营造的国学热，如果能引人翻翻这套经典，倒也可算作她的功德。对政治儒教最锐利的批评来自刘小枫，对读者的启示或许是，所有东西如果还都泡在专制主义的酱缸里，就只能染上一身腐气，只有先打破酱缸，才能分辨出哪样真好吃，哪样还凑合。秦晖所言“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之路仍然存疑，各地祭孔活动以及孔子学院多为政府操办的事实，暗示了新儒家与威权主义合流的可能。

　　媒体里

　　当我脱离公司、转投媒体的时候，体会到一种几乎可凭读书谋生的幸福。2003年国际左派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面世，读后感觉颇爽，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和邻居小强的关系：他长得壮实做了孩子王，给大院里的孩子们立规矩，当然打过我两顿，某天我看到墙上写着一句骂他的话，又准又狠，心里很解气，大可舒解一下不得不继续做他跟班、踏着他的足迹成长的郁闷。

　　传统文化领域另一本恰逢其会的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思考中医》，从2003年这本书出版开始，社会上对中医的关注与讨论日多，积累一段时日之后在网络和纸媒上酿成中医存废之争的话题。这是对中医命运继民国之后的第二次大争论，历史这一次除了重复之外，也显露出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民国之争以后，西医所代表的“科学”与政治结盟消灭中医的诸多细节被曝光，凸显了一个国家向往科学与现代化“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的决绝。

　　进了媒体，理应谈几本与媒体有关的书。2005年的《冰点故事》随着有关事件而成为畅销书。通读一遍，感动固有，最大的体会却是两个：一、中国媒体的起点真的非常之低，我很庆幸自己远离媒体而成长，这大大提高了一个中国青年学习阶段的时间使用效益；二、我最羡慕冰点前主编李大同的是，他可以被中青报养5年，只读书而不用干活。读够了再出来混，主流大报的平台还在，呵呵，体制多好啊。不趁着有体制呵护的时候偷着用功练几招救命的本事，还是不要轻易出来闯江湖。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另辟空间，让人们可以选择退出体制，但江湖却无法退出，十有八九是要在市场里扑腾一辈子的，被榨干了为止。

　　《储安平与〈观察〉》的主要部分1998年曾收入他书，2005年删订后单独付印。人们可以从中见识上世纪40年代同仁杂志的运作，今天，资本意志和舆论环境决定同仁杂志几无生存空间。媒体从业者被培养出单纯而脆弱的道德感，和最简单的彰显智力的方式：以为做一个异见者就行了。这几乎同言论管制一样有害于媒体的进步，而且更内在而不易被觉察。不过这倒与储安平建国后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短暂主持《光明日报》期间所说的一句话一致：媒体只批评就行了，至于怎么做，应该由当政者去想。历史的吊诡在于，《观察》鼎盛时期的风格却绝非简单的反对，而具有明显的建设性。

　　大约在1998年左右，图书市场上出现了“畅销书排行榜”。读者还以为这是销售情况的忠实记录，就像人民群众刚开始信赖统计局的数据一样，后来才明白过来，这只是一种可以按比例掺水的营销手段。市场的触角日新月异，今天，普通读者已经很难分清报纸上书评与广告的区别。当然，推介朋友的作品、撰文褒扬自己任职的媒体，这些与作者的公开抄袭相比，可以容忍得多。

　　另外一股阅读潮流同样不可忽视，从《富爸爸，穷爸爸》开始的“富爸爸”系列、《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细节决定成败》、《蓝海战略》等，这类职场书一直是白领阶层的主要充电读物。市场的逻辑就是在竞争中胜出，在就业压力下，增加有用性保持竞争力，成为继续教育的主要目的。

　　几乎与此同时，身心健康类书籍热卖，背景是医疗费用的飙升。估计电视里每播放一个因病返贫的故事，书店里就可能多卖出一本《登上健康快车》和《人体使用手册》；每个病人，一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有冲动去买一本《求医不如求己》。2003年的非典妄图恐吓中国人民改变饮食习惯、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客观上起到了普及健康教育的作用。

　　在市场中失怙的人们，已经适应了对风险的个体化应对。这是市场经济的成果之一，只有个体首先成为个体，才有可能被资本更有效率地雇佣。

　　中国的市场化，并非全然始于自发，这一过程，一直都被要求是可“调控”的。在2007年第二版重印的《文明的孩子》中，前苏联时期遭禁、被囚，后流亡西方的诗人布罗茨基，和那些真正站在高处的分子一样，将以市场为旗的西方社会对文化的冷漠与专制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同视为人类文明的大敌。他尚且无缘体验，集权政体与消费主义结合而成的黑洞，对人性构成的最有力的吸引。“存在一个事件的集合或时空区域，光或任何东西都不能从该区域逃逸而到达远处的观察者。我们将这个区域称做黑洞。”在15年的开头，霍金1992年在《时间简史》里说。

　　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成为显学的这15年来，相对于表达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中国人的阅读范围得到空前拓展。言与行更依赖外部环境，而阅读正成为日益个人化的活动。只要你想读，已经不难实现“读书无禁区”的愿望。正如阅读是言与行的准备，15年是对未来的铺垫。问题也就变成：为什么要读，读它做什么？

　　个人的阅读，只是时代的注脚；却在苍茫大地的一角、时间川流不息的岸边，微亮如豆。且展手中卷，让心意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