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西行漫记》的情缘

　　-本报记者　陈璐

　　【周末报报道】一张老照片讲述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引发出一位共和国老将军的传奇经历，寻找着那些让我们心动而难忘的记忆。是将军，是严父，是和百姓生死与共的伟丈夫。触摸着老将军真实有力的思想脉搏，穿越时空，红星依旧照耀中国。

　　“你爸爸肩膀上几颗豆啊？”

　　“一颗。”

　　“那就是最小的兵咯？”

　　“嗯，是的。”

　　在谢小朋和谢小林的记忆里，这是他们上学时经常回答的两个问题。

　　“我们读的是军事学院子弟学校，当时孩子们之间流行‘比豆’，也就是比父母军衔的大小。”

　　他们的父亲谢立全，肩章上确实是一颗星，但他并不是列兵，而是少将。

　　谢立全是开国功臣，先后担任了广东中区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委、华东野战军六纵师政委、第三野战军30军政委、华东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兼政委、海军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今年57岁的谢小朋是谢立全的二儿子，现任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54岁的谢小林是谢立全的三儿子，现任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 【周末报报道】

　　“那时的我们不清楚父亲的军衔并不奇怪，他一生行事低调，甚至将一个秘密隐瞒了36年。”说起父亲的这段往事，谢小朋和谢小林相视一笑。

　　这个秘密和一张照片有关。

　　1972年7月1日，55岁的谢立全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看见那个‘吹

抗日战争之声’的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

　　这份人民画报用整整四面的篇幅，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对当年2月去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唁电和斯诺的生平，以及1936年斯诺在延安拍摄的部分红军生活照片，“抗战之声”就是其中的一幅。

　　照片中，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号兵正迎着朝阳，吹奏军号。

　　“这个像片的登载是历史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在家书的最后，谢立全这样写道。

　　谢立全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没有声张。隔年因病去世前，他特别交代子女对此事依然保持低调。

　　“直到1995年

中央电视台到江西拍摄纪念长征专题片时，摄制组从我们的家乡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发现了照片和父亲给母亲的家书，就通过海军干部部向父亲生前工作过的海军学院联系，和我们进行了接触，在电视上作了介绍，这段六十年前的真相才大白于世。”谢小朋兄弟语调有些低沉地说。

　　“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事是偶然来的，你说怪不怪啊！”

　　——谢立全致妻子的家书

　　谢立全1917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注：著名的将军县之一)樟木山源坑村一个贫农家庭里，从7岁开始干农活，挑水、拾草、放牛、帮助父亲耕地。11岁那年，他到地主家做短工。

　　恶霸地主残酷地压迫欺榨谢立全，他12岁那年参加了农民暴动，“用杀猪刀杀了几十刀，才把(恶霸乡长)这个家伙杀死了。搞得我一身都是血，那时我也不害怕了，报了仇”(摘自谢立全撰写于1970年的《家史》)。从此，他参加了红军。

　　1930年8月，在宋时轮、李井泉同志介绍下谢立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2月，便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岁的谢立全任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

　　同年，适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进苏区，访问陕北根据地。

　　斯诺在与毛泽东的长时间交谈中，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及红军战士的广泛接触中，感染到了火样的热情。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据此，斯诺一心想拍一幅象征红军是中国抗日先锋队的照片，图文并茂地向世界真实报道中国革命的情景。

　　有资料曾经这样记录下了谢立全和斯诺的相遇。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斯诺原本在红军大学看到有一个班级正在上音乐课。见学员唱得那么欢快，那么雄壮，一个个朝气蓬勃的样子，斯诺悄悄地拍下了一组镜头。学员们见有“洋记者”在给他们拍照，唱完歌后就立即拥到斯诺身边。斯诺趁这个机会同红军战士们亲切地交谈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哒哒的，哒哒的……”嘹亮的军号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斯诺猛抬头一看，猎猎的军旗旁，一位全副武装、面目英俊的青年正在吹冲锋号，几十名红军战士猛烈地向前冲锋，“声、色”俱全，美极了！斯诺蓦然觉得：这不就是一幅绝美的图画吗？

　　赶紧拿起照相机，疾步走过去，抓拍了这一镜头。那青年见斯诺给他拍照，有些腼腆地迎了过来。斯诺便高兴地与他攀谈起来：“听口音，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西兴国人。”

　　“哦，哦，又遇到一个兴国人。我曾见过许多来自兴国县的红军战士，其中有22岁的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兴国人当红军的真多。”

　　陪同人员告诉斯诺，刚才他正在指挥战士训练，给号兵示范。

　　斯诺听了介绍，竖起大拇指不住地夸奖谢立全，并被他的气质所吸引，执意要拉他去照相。

　　在一面迎风飘扬的鲜艳的红军军旗前，谢立全口对军号，气宇轩昂，斯诺赶紧按下快门，使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历史瞬间成为定格。

　　时隔不久，这幅题为“抗战之声”的照片作为封面，随《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而闻名于世。中译本《西行漫记》第一页也选用了该照片。

　　关于该照片的准确拍摄地点一直有不同说法。据最新考证，斯诺当时拍摄的准确地点是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南门外。

　　值得一提的是，谢立全在给妻子的书信中写道，照相时，“我穿那套比较合身的衣服也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当时我们担任对东北军宽大正面阻击(那时有统战关系)，其骑兵第三师7、8、9团，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从我防御的侧面，突然袭击，把我后方搞掉，把后方存放、尚未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多头羊、一百多头牛、四十多头驴子背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一一扫光。……(教导营)决定突然袭击歼敌一部，打击敌人气焰，被上级批准了。我率一、三连突然袭击师部。战斗进展神速，我率一、三连俘获三百多匹马……战后，罗帅亲自动员，不准留一匹马，全部上交，成立骑兵团。我们服从，每人只骑一头驴子，将马上交。领导奖我一套现在穿的合身衣服。”

　　另外，仔细观察这张照片，隐约可见右侧红旗上竖写的番号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谢小朋告诉记者，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1936年2月东渡黄河，东征抗日，始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抗日先锋军总部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所以军旗上才会有这样的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