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热与当代青年的内心呼唤

　　田心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引自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

　　逐年升温的“红色文化热”，其表现形式是阅读、欣赏红色经典，内容则是重温红色历史，挖掘红色文化。然而，最终它折射的是当代青年经历了新一轮文化反思之后，对建设一种以坚守正义、充满真情、回归英雄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新文化的期盼。

　　日前，《思想者》以“红色文化热”与当代青年为话题，专程采访了军旅文化研究者、黄河出版社社长张。

　　逐年升温的“红色文化热”

　　《思想者》：最近，有一则新闻挺有意思：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演了芭蕾舞剧《天鹅湖》、歌剧《江姐》、舞剧《大梦敦煌》、话剧《茶馆》、京剧《梅兰芳》以及台湾剧作家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总共23场。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国家大剧院试演中最先登台亮相的节目。您一直研究“红色文化热”现象，想必也一定注意到了这则新闻？

　　张：是的。我个人就很喜欢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我车上的车载DVD里放的就是整部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思想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红色文化热”曾几起几落。我记得80年代中期，就有人用流行歌曲的唱法翻唱红色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90年代初，以缅怀毛泽东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热又一次兴起，那时收集毛主席像章曾风靡一时。而当下人们发现：新世纪伊始，几乎没有一家电视台不在播放承载着红色年代的历史记忆、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影视剧，比如《红岩》、《烈火金钢》、《沙家浜》……各出版社也在大量出版口述实录的红色历史传记、红色纪实小说，比如《长征》、《红旗飘飘》、《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您以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红色文化热”和今天的“红色文化热”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我认为，这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抒发了一种朦胧而单纯的怀旧情绪，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理性，是一种经历了深入的文化反思，所形成的理性的思考，前者体现的是一种较个性化的审美，后者体现的是大众的文化呼唤。

　　漆黑夜燃起真情的篝火

　　《思想者》：然而，对当今中国出现的逐年升温的“红色文化热”，仍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中老年人的一种怀旧情绪使然，也有人说这是文化工作者“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表现，您这样看吗？

　　张：怎么是“黔驴技穷”？人们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又在创造着新的红色经典，一大批新的红色经典电视剧和文学艺术作品，同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有个网站搞过一个调查，说是电视剧《亮剑》播出以来，有近几十万少妇少女在网上发帖子，称“无可挽回地爱上了李云龙和赵刚”。还有来自出版界的调查显示，当前阅读红色经典的主体不仅是中老年人，多数恰恰是青少年。我也曾在部队了解很多战士的反应，战士们对《亮剑》崇拜得不得了。

　　《亮剑》在全国重播次数达到104次，在哪个国家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热度都不多见吧。我以为，这种热潮反映出来的情绪，并非是怀旧，而是追新。它从深层次上反映出了当代中国青年人一种内心的文化呼唤，这种呼唤的核心，就是呼唤一种正义、真情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

　　《思想者》：人们都说当今时代是“娱乐至死”、“文化消费”的时代，可是，“红色文化热”却在今天又一次出现了，而且被青年人认可了并引起共鸣，为什么呢？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吗？

　　张：其实，“红色文化热”，也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比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范围内的“切·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所以，有人说，红色文化的流行在当代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它反映了后工业化社会人们的一种文化和信仰饥渴，而这种饥渴是与人们急于实现现代化，急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心理紧密相关的。

　　我一直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上，而文化建设也处在一个拐点上。对于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面对时代飞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化激烈的碰撞，正如走进了阿里巴巴的宝洞，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当代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复杂和困惑。物质越丰富，思想越困惑。这就提出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

　　《思想者》：您认为，当代“红色文化热”，从总体上讲，是与当代青年人的内心文化呼唤有关，那么这种呼唤产生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

　　张：这与青年人企盼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情绪有关。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讲是好的。但是也必须看到，社会上还有一些腐败和丑恶现象存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也正因如此，大众才怀念那个红色年代，怀念李云龙、石光荣、杨子荣、王成等“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正义英雄。

　　同时，这也和当代中国人呼唤真情回归和信仰重建的情绪有关。当代中国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实现了温饱，甚至有一些人吃得过饱之后，一觉醒来，才发现真情似乎正离我们渐行渐远。而纯粹物化的生活，也使人们感到，没有信仰和精神依附的日子，比没有钱的日子更痛苦。

　　《思想者》：有人说，在当代社会有两种“热”，最能反映国人的信仰和真情失落后的寂寞无助状态——比如“酒场热”、“宠物热”。当然也有人认为，当今国人的“酒场热”，是因为腐败盛行造成的，而“宠物热”是人的心理“移情”的一种需要。

　　张：有些人整日“山吃海喝”，醉生梦死，什么原因？你以为这是他们一种幸福和愉快的选择？我说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荒淫与醉酒其实是一种内心无助与精神痛苦的外化，他们是要以这种自残、自虐甚至自戕的方式来填补精神失去支柱的那种黑洞。

　　当今为何流行宠物热？我以为其实是当代国人真情无着的心态反映。特别是妇女和老人感到，当代社会太坚硬了，太冷漠了，人们需要一种精神的慰藉，需要一些弱者作为镜子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以提高生存的勇气。然而在现实中却很难找到这面镜子，因而只得从宠物身上找。

　　而红色文化之所以在当代兴起，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真情和信仰的呼唤，是一种对纯粹物化生活的批判。我把红色文化比喻为一片漆黑的夜里燃起的一堆温暖的、真情的篝火，当人们的灵魂在荒野中迷失了许久，正感到无处可依时，突然发现这样一堆温暖的火光在我们眼前闪烁，人们必然感到无比亲切与欣喜。

　　摧毁了病态的梦幻英雄文化

　　《思想者》：有学者认为，当代“红色文化热”之所以在中国年轻人中受到狂热追捧，是与中国人百年来的大国崛起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您怎么看？

　　张：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底，有一个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外侮欺凌的屈辱史。八国联军、日本侵略者欺负中国人的所有历史的镜头，早已幻化成了一种巨大的仇恨，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所以，急于改写历史，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百年情结。而到了今天，当中国社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逐渐强大以后，中国人的这种情绪就变得更加强烈。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人来说，急于改变历史，证明中国人行，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思想者》：您一直强调：当代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不能光解决物质的问题，而要重视解决文化问题，要解决人格化民族建设的问题。人格化民族建设具体指什么？

　　张：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其中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实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使中国的民族人格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梦幻英雄的传统情结，老百姓都是等着英雄来救自己，而从来想不到自己要做英雄。而红色文化其实解决的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由梦幻英雄到现实英雄，由看客到主角，这是民族文化里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当年鲁迅听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在给红军的贺信中说：“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奋斗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鲁迅就是觉得，这五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活得太不像人了，然而，当中国出现了红军这样一批英勇的人，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

　　所以，红色革命的又一伟大贡献，就是彻底摧毁了病态的梦幻英雄文化，为中国的英雄主义提供了一个舞台，使中国人从无奈的英雄梦中走了出来，真正做了一回现实英雄。你只要认真阅读一下红色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的战将、战士，还包括被红色文化所教育和濡染的普通中国老百姓，他们所创造的英雄事迹，惊天动地，这比历史上那些武侠小说中“梦幻英雄”的故事，更加真实和富有说服力。让中国人由梦幻英雄变为现实英雄，这是红色文化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思想者》：您认为这种以大众参与的方式逐年升温的“红色文化热”，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何意义？

　　张：在大众中兴起的当代“红色文化热”提醒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英雄主义的精神，就像当年长征、八年抗战、三大战役、抗美援朝那样，决战决胜，一路高歌。所以我认为，“红色文化热”对当代文化建设来说，不仅是一种激情的抒发，更是一种忧患的提醒。

　　我甚至认为，对这场延续了多年的“红色文化热”，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切不可自视甚高，熟视无睹，而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然而，我们的一些思想工作宣传者和教育者对当前这种“红色文化热”似乎认识不够。有人认为这些年对红色历史讲得够多了，觉得铺天盖地地再天天讲，意思不大。其实红色文化热了这么长时间，年轻人积极性这样高，这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很有好处的。然而，这场“热”一直处在一种自发状态，这很可惜。最近，俄罗斯人有篇文章说，政府不能将教化社会的道德重担，放手给了流行音乐和摇滚歌手。我很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