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单边责任背后的“中国制造”困境

　　自8月2日美泰第一轮召回佛山代工玩具起，这已经是美国连续三个月对中国生产的玩具采取大规模的召回措施。

　　以玩具行业为镜鉴，中国的加工企业老板们似乎已经发现，20年前曾经是“如意买卖”的加工贸易如今已经好景不再。从人民币升值，土地、原料、劳

　　动力成本上涨，到出口退税逐年下调，从国际反倾销的接连不断，到欧美新安全、技术、环保标准接连出台……每一个经济要素的变化，都可能使得一个看似“健康向上”的产业突然“掉头朝下”。

　　中国加工贸易开始加紧突围。

　　一线调查

　　玩具行业“转弯”：“中国制造”突围之样本

　　“绑定

人民币汇率。

　　合同产品价格仅在三个月内有效。

　　如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产品价格按相应调整幅度上调。

　　如合同列表中的原材料(香港)公开价格上涨超过5%签约价格无效……”

　　以上条款，来自第10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一家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同跨国公司的订单合同。但是，中国企业要求增加的这些条款跨国公司并没有接受。

　　这些要求增加的条款，恰好反映了当前中国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困局——在以往的条款中，中国企业常常承担着跨国公司“单边责任”的约束：如果

人民币升值，跨国公司仍然会按照合同中的美元价格支付货款，汇率损失由中国承担；如果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或者原材料涨价，其间造成的利润下滑也由中方企业消化；如果货物无法准时交付，中方企业需按照货物欧美售价赔偿；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中方企业必须无条件召回；如果双方不是签订卖断合同，假如产品在欧美销售不畅，中方企业必须与跨国采购公司共同承担损失责任。

　　在这种“单边责任”的约束下，在距离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地广州市100公里外的东莞茶山，原本拥有的200多家玩具工厂，如今只剩下不足50家。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名誉会长洪启辉说：当前，国内加工贸易企业正处在一个“急转弯”时期，能否顺利过渡关乎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前途。

　　“利空”不断

　　洪启辉的工厂正在生产的一种玩具订单受到了出口退税政策冲击。

　　今年6月18日，政府公布了新的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通知，7月1日就执行了。其中包括取消553种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调低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率。6月18日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将塑料的退税率从13%降到了5%。

　　“从我们知道这个政策到执行仅仅两个星期。我们有一个产品是放在汽车前面的镜子，父母开车时可以通过这个镜子看到坐在后面的小孩，预期是做20万到30万个，合同总金额50万美元左右。”6月份的时候，洪启辉已将订单接到8月底。“推出政策之前，我们的纯利是1%左右，现在亏7个点。9月份以后的这种玩具订单已经不做了。”洪启辉说。

　　在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薛小伟的账单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速度也同样惊人。“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已经越来越弱。” 薛小伟告诉记者：现在打听到的信息是，越南每天最低工资是2美元，而深圳是4美元。现在深圳的最低工资是700元～800元/月，几乎每年上涨20%。

　　“2006年7月～10月深圳玩具行业生产最高峰用工在80万左右，缺少10万工人。”据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汤涛透露，由于担心“用工荒”，现在不少玩具企业在淡季(7月～10月份以外的时间)也会养50%的工人，这给企业增加了大笔成本。

　　与此同时，企业房租、水电等方面的经营成本也不断上升。生产旺季每周停电2～3天是常有的事。为此，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就备有10台发电机以备急需之用。而“有些成本是从无到有，而且投入还是个未知数”。薛小伟表示，比如环保成本，一条排污渠的一次性投资是60万元，平时一桶污水处理费是350元～500元，因此这部分费用就好几万元。而欧美设置的环保壁垒总体上将增加企业8%的成本。人民币升值也对许多来料加工企业造成压力。

　　“困局”渐显

　　“最新的加工贸易政策，对企业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洪启辉感叹道。

　　7月23日，商务部与海关总署联合发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新增了1853个海关商品编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及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个政策的要害是，在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时，A类和B类企业(注：A类、B类企业指的是按海关分类管理标准，依法经营、无走私违规行为的加工贸易企业。其中A类企业在企业规模、资信等方面的标准又高于B类企业)必须缴纳原材料进口税总额50%或者100%作为保证金。这将占用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

　　洪启辉以他的工厂为例，针对保证金缴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洪的工厂用的材料1/3为进口，成品2/3为出口。以1亿元人民币的出口额计算，光是缴纳台账的保证金大概要600万～700万元。目前企业的流动资金在2000万～3000万元，也就是说需要额外的25%的资金来应付这笔保证金。

　　企业每次向海关申请一个合同就要交一次保证金，由于企业是不停的接合同的，因此上一次合同的保证金又用来缴纳下一个合同了。洪启辉说，“相当于这部分保证金一直都拿不回来，除非你生意不做了。”

　　而这种压力对于原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企业更大。一位木制品玩具生产企业老总反映，他们一年的合同金额在3000万～4000万元人民币，但要交保证金近1000万元左右，这相当于整个企业的流动资金。

　　据香港五大商会联合公布的调查数据，此次实施的台账保证金所影响的资金将超过1200亿元。

　　由于害怕短时间内政策有变化，如今不少加工贸易企业已经通过减少订单来防止亏损。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目前在做的是尽量缩小工厂规模，把年生意额从8000万元人民币减到4000万元左右，如果政策没有松动就准备把工厂关闭掉。”

　　而洪启辉的工厂雇佣的工人数也由最高峰的3000人降到现在的1500人，目前主动减少订单35%左右。有业内人士估计，新加工贸易政策以及出口退税的下调可能会导致1万～1.5万家加工贸易工厂另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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