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手段，民生是目的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梅新育

　　作为经济管理部门的研究人员，对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十七大报告，我首先关注到了其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乃至整个十七大报告与中国共产党此前路线的继承和创新，又需要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上来加以审视。

　　科学发展观首要的是发展，由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长期性，发展必然是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第一要务。但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增强国力、增进国民福利的手段，经济发展的果实必须在全体国民中得到广泛公正的分享，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某些地方在“发展”旗号下肆无忌惮地损害群众利益，甚至公开宣称“谁影响XX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注：此语出自2004年湖南郴州嘉禾县拆迁事件)，那就完全颠倒了目标和手段的关系；而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作为一种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建设起着导向作用，后两者则是科学发展观基本原则的具体化，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社会建设之间又存在相辅相成关系。

　　优化分配的前提是增加生产，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不断改善绝大多数国民教、得、医、养、居的水平；而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又将反过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社会建设对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为保证经济运行摆脱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

　　人力资源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建设对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正表现在为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以孔子开门办学有教无类为标志，中国在全世界最早建立了平民教育体系，这是中华文明历久而不坠的关键之一。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之后，又投入巨大精力普及教育，为中国工业化和社会安定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因为它给全体国民提供了一条最大限度摆脱家庭背景影响、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教育普及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优势，而一度出现的教育事业指导思想偏差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的这个基础构成了深刻的损害，社会建设就是要纠正这一偏差，而这一纠偏之举也必定会赢得社会广泛的支持。前两年开始批评“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我母亲就很高兴地对我说，他们二老和我们兄妹二人都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教育福利，没有为接受高等教育花钱；看来以后自己的孙辈也可以不用承担吓死人的学费了。如果我这样的家庭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么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对教育产业化看法如何、对推进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建设期待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拥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的任何进步都是对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发展的国际影响力还将与日俱增。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人类文明的任何探索如果没有1/4人类的积极参与也就很难有太大实际意义，1/4人类思考、探索、实践的结果又对全人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由于中国是在没有殖民扩张对外掠夺条件下实现了长足发展，中国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探索发展之路也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开拓区域统筹战略的新境界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杨开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超大型国家。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我国凡谋大业者非重视区域不可。未来全球性竞争更趋激烈，区域更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区域统筹战略。

　　概括来讲，《报告》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特别强调了新世纪新阶段区域统筹战略的五个方面。

　　首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1965年以来，中国沿海内地人均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持续扩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总体差距也转入持续扩大，中国不同层次区划体系的总体差距呈现全面扩大趋势。目前，中国区域差距大于美、德等发达国家，也大于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已经超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开始全面推行积极的缩小区域差距政策时的水平，而且还在趋于继续扩大。面对如此形势，我国必须把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作为区域统筹的战略目标之一。但在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面，我们客观分析，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沉着应对。《报告》在科学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规律和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就是要通过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来促进各地要素价格和收入的均等化；二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是要立足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把政府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干预集中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上。

　　其次，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必须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一总体战略虽然“没有倾斜”但并不等于没有区域政策，而是意味着我国总体区域政策从以资源分配为目标的传统范式向以增强各区域竞争力为目标的新范式的重大转变。

　　第三，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是区域统筹的重大课题。《报告》在把握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在健全全国统一市场机制方面提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在完善区域合作互助机制方面提出，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在加强中央扶植机制方面，统筹推进落后地区发展、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战略需要，一方面，进一步明确重大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更加鲜明提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建立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无论是在城市层次上还是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层面上都表现出新一轮空间集聚，这使我国进入大都市化、城市群化和新一轮沿海化时代，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分布与组合的矛盾日益突出。《报告》在总结我国国土规划的经验、借鉴国外国土规划和空间成长管制做法的基础上，从协调人与自然空间矛盾的高度，第一次在我党重要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这标志着我国将迅速建立健全主体功能区体制机制。

　　第五，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大都市化、城市群化趋势，《报告》在科学总结国内外城市化正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原则就是“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目标就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主体形态就是“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