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收入分配必须体现效率和公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 注意到，这是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新的提法。在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的提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六中全会决定强调了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是没有明确区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原则。这次的有关论 述，显然富有创新和深意。

　　首先，关于初次分配，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对 于公平的理解问题。对于公平，可以有两个层次的理解。第一个层次是机会均等或机会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公平 竞争的制度环境。在初次分配中能否基本保证这种机会的公平，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初次分配的机会是不公平的 ，然后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或“扭转”的话，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第二个层次的公平是分配结 果的公平。这种公平，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所难以实现的，而只 能通过国家的再分配功能，来适当地加以调节。

　　我国初次分配是否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呢？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确定的。例如许多研究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的最重要的来源，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完全是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而 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特定制度安排和不公平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例如，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大量集体所有 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于商业性开发项目或公共设施项目的建设，土地增值数以万亿计，但是其中我国农民取得的份额实在是少而 又少；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农民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

城市建设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他们在就业、劳动保护和享受公共 服务方面还受到不少歧视和制度障碍。如果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允许农民按照市场经济的规范，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如 果我国各地能像中央要求的那样，“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将使我国农民所拥有 的主要资产——劳动力——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获得更高的回报，都将能比任何再分配措施更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此外，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垄断行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国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创办和经营的商务环境较差的问题，以及少数 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寻租”取得非法收入等问题。为此，如果要提高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就不能不对初次分配领域 的上述不公平问题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

　　其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处理好，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在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中，有些人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 来，似乎讲了效率就要牺牲公平，或者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者从实证数据来看，这种看法都是不正确 的。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上来看，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那些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更不用说垄断性市场)，都 会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损失。所以，如果我们将公平理解为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平，那么这种公平不但与效率是一致的，甚至还 是效率的前提。其次，从世界各国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实证数据来看，一些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如北欧)的效率也较高； 相反，一些收入分配极为不公平的国家(如拉美国家)效率也较低，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国度量 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以上，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较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在这样的情况下，关注收 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显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能够说明效率与公平可以一致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有些重要的政策措施，可以既有利于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也有 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和国际

竞争力。例如，近年我们非常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从目前主 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增长来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最重要的 载体就是人力资本。显然，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增加公共财政对人力资本 (包括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等)的投入，使每一个人，尤其是来自农村和贫穷家庭的孩子，以及进城农民工的孩子，都有 全面发展的机会，就能一举两得地既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又能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我相信，十七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的一些新的提法，是党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收入分配指导原则的一个重 要发展，抓住了有效地扭转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的关键，对于我国今后制定和完善关于收入分配的

政策法规，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左学金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