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契夫教授：情有独钟 锲而不舍(图)

　　题记：一个真正的大师必须是一个智者，善于学习，敏于思考；一个真正的大师必须是一个仁者，仁者爱人，惠于众生；一个真正的大师必须是一个勇者，仁者必有勇，实践出真知。

　　一年之际在于春，春天是播种与希望的季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走进了经济学教授钟契夫先生的家。映入眼帘的是满墙满柜的书，一副“难得糊涂”的字画显示出了主人的率真、坚韧、豁达……

　　立身精进校园中 咬定治学不放松　

　　谈及自己的经历，钟老说，“我这一辈子可以说就是从学校到学校。”钟契夫先生祖籍江西省萍乡市，1946年萍乡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

　　当时华北大学主要是对国统区来的学生进行思想改造。钟老回忆，“当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学习的热情很高。尤其是跟着吴老(吴玉章)那些老一辈学习，使我们受益匪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钟契夫和同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更使他们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渴望。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钟老进入国民经济计划系读书。“那时国家经济发展采取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但国内对此了解得人不多，所以人大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计划系。”在计划系学习一年，钟老便提前任教员，成为新中国培养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学科最早的一批教师之一。“当时，人大有40多位从苏联聘请过来的专家，人大教师先跟他们学，后再根据国内具体情况搞研究、给同学们上课。”钟老师从苏联严格的计划经济理论专家布列也夫，深知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钟老，更是严格要求，精益求精，“那时也年轻，熬通宵是常有的事情。”　　

　　1953年至1956年，钟老担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主任，主持编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计划教材——《国民经济计划讲义》(六分册)。同时，钟老还担任了本科、专修科、干部进修班、指导研究生等繁重的教学工作。“就是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大家都在努力干，盼着国家早日富强。”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给钟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9年，钟老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批判，并被下放劳动锻炼。文革时期钟老再次成为“整治”的对象，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百废待兴，万象更新。人大的复校，让钟老这一批人大的奠基者在事业上“梅开二度”。钟老担任国民经济计划系教研室副主任，研究重点转到计划管理决策的科学化。1979年由钟老参与、指导，山西省编制出全国第一个省级投入产出表；1982年与他人合著我国第一部投入产出分析专著《投入产出原理及其运用》；1983年与他人合写大学教材《投入产出法概论》；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人大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成为全国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点，钟老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主编《投入产出分析》(该书于1992年获得第二届国家级优秀教材奖)；1990年以后，从教学一线离休的钟老“余热不减”，出版《中国地区经济计划管理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计划和计划经济思想史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等多项课题。

　　实事求是为良训 一份辛苦一分才

　　谈及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时，钟老说，“其实人大校训就是最好的经验。无论是学品，还是人品，都应该做到实事求是。”钟老的一生正是不断探索，勇于实践的一生。　　

　　“50年代，人民大学要求老师注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掌握第一手资料。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给我影响很大。”为了掌握经济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在“大跃进”期间，钟老曾先后两次到河南信阳县农村调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搜集整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县计划管理、县及社办工业等方面的报告10万多字。

　　文革时期，钟老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那时学校的正常学术活动都停了，我就开始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社会实情。”在此期间，钟老先后到江苏无锡和江阴调查乡办企业发展情况，到河北省调查农业经济问题，到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电冰箱厂、葡萄酒厂调查企业管理和工业经济问题。长期深入中国经济活动实际，使钟老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运行中的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有了深切的认识，因而在理论上始终做到独立思考。

　　70年代末，钟老力图把“投入产出分析法”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但由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方法的采用与否争议颇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1979年至1981年，钟老和校内外同志合作，在山西、黑龙江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顺利编制出全国第一个投入产出表，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大大推进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我国的研究和运用。1984年，钟老发表《计划方法论的几个问题》，首次探讨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计划管理中的应用问题。当时改革的目标是缩小中央高度集权的范围，扩大地方计划自主权。为深入研究和探索地区计划管理的新路子，钟老于1986年申请并主持了国家教委“七五”计划课题——“中国地区计划管理研究”，带领课题组成员深入到四川、湖北和广东的市县进行调查研究。　　

　　“我的学术活动差不多和国家的整体经济调整一致，这其实具有很大挑战性，需要对原先有的知识不断更新。”“任何经济理论必须到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它的生命力，而研究这一理论就必须到生活中去”，钟老总结到。　　

　　醉心学识老益壮 桑榆未晚夕阳红　　

　　尽管早已离休，但是钟老始终不忘记学习。书房中挤满了各种书籍，就连书房小床的枕头旁都摆满了书籍、报纸。“毕竟是上了年纪，现在精力不如以前了。”尽管钟老腰痛时常发作，但还是坚持每天有八个小时的读书看报时间。“人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嘛。”钟老爽朗地笑着说。书架上“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的证书等是对钟老“学无止境”的最大肯定和激励。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现在，钟老看的书更广了，关心的事情也更多了。“老伴常说我不像是一个搞经济的，倒更像是一个作社会问题研究的。”胸怀一颗仁爱之心，钟老仍在关注国计民生。对现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护环境等问题，钟老说，“中央坚持改革的战略是对的，但战术一定要对头才行。”就经济学自身而言，钟老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家要走向社会，“从社会实际调查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今年已经81岁的钟老还带着3位博士生，抽空就和他们聊天，讨论学术问题。“钟老师的思维一点都不像是八十几岁的人”，每当提及钟老师，他的学生都会这样说。“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块，他们知识面广，思想活跃。”钟老提醒我们，“做学问要扎实，要像明朝朱元璋那样——‘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才行。”厚积薄发，有容乃大。　　

　　“现在学习条件好了，我们又是生活在人大这样的名校中，没有理由不学习呀。”钟老的话和他的儒者风范，令人难忘。(降瑞峰 李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