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忆吴玉章(图)

　　吴玉章同志比我年长19岁。1910年我留学日本时，他已经在东京，这时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时，他也在广州。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岗位，很少有机会接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创办陕北公学，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诸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同志，都是筹备成员，由于他当时不在延安，到1938年他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我们才又得见面。我们商谈了陕北公学的现状及今后任务。他对如何办好陕北公学提了许多好意见。1939年底，他再次返延安时，我又去晋察冀创办华北联合大学了。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又见面了。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久别重逢，格外亲切。这次见面，他很关心华北联大，给了我很多启示和鼓舞。这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育家。会后，我返晋察冀，他不久又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

　　1948年夏，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华北大学应运诞生了。根据中央的决定，华北大学是以原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和我为副校长。我们就又在一起工作了，在吴玉章同志主持下，华北联大的同志们为迎接北方大学同志们的到来，积极进行准备。我们安排了住房和伙食、打扫了庭院，迎来了北方大学的同志们，并举行了会师大会，共同享受了会师的喜悦。接着，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了华北大学的教育方针和专业设置、调配了干部，一切筹备工作以战斗的姿态很快就绪。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共开了4天，自始至终充满着欢腾活跃的气氛。大会会场上，同志们出于对吴老的尊敬，由美术系画了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的画面是：在飘荡着学校校旗的华北绿色草原上，和蔼可亲的吴老领着一个结实的小孩在学步——向前迈进。当年已七旬的吴老，兴致勃勃地步入会场时，一见此画，就立即向党旗和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表示培养青年人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家对吴老的这种谦虚美德，同声称赞。

　　华北大学的学生，要学习政治、改造思想，树立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要学习业务、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以便毕业后能够参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实际工作。就像吴老对毕业生要求的那样：“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把工商业发达起来”。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华北大学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其中有着吴老大量的心血。

　　在华北大学，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这就是1948年12月30日，我们为吴玉章同志举行了70寿辰庆祝大会。党中央发来了贺信，称赞他“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送了贺诗。我和范文澜同志都讲了话。我在讲话中主要讲了3点：第一，吴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为了革命事业、革命利益，奋不顾身地去斗争。这种高度革命热情是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他始终一贯，一心一意做革命工作。第二，吴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为了革命利益，他不畏惧，也不为强迫屈服，同时又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第三，吴老做了很多时间的教育工作。他诲人不倦，态度温和。温和二字，对教育工作者很重要。吴老是最好的教育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建设干部，党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从此，我们又在吴老的领导下，为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积极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新型大学。它的筹备和开学，一直是在党中央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创办一所正规大学，任务艰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校舍问题、设备问题、专业设置问题、干部问题、师资问题、招生问题等等。在那个岁月里，年事已高的吴老和我们一起，几乎是每天到处奔波，每晚碰头。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中国人民大学于1950年2月就开始上课了。

　　在迎接学生的大会上，吴老讲了话。他首先阐述了建立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和任务。他说：“由于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迫切要求各种建设人才，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建设，所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其次他谈到，学生们来自各方，因此，“需要大家亲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尤其是老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带动大家努力前进”。他“希望每个同学关心学校之工作，如同关心自己之学习一样，不断提出改进意见”，共同把学校办好。最后，他谈了学校教学工作和秩序。他“希望大家根据学校规定时间上课，按时作息”。他根据当时学校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也根据当时学生中的一些思想问题，强调了学校秩序和制度的重要性，说“学校秩序与制度的建立，对保障同学们学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不允许有任何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希望大家都自觉遵守，欢迎同学们都有新的进步。

　　吴老很重视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说，学习马列主义，不只是背诵马、恩、列、斯著作中的若干词句，而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不论是授课或学习，都要联系个人思想实际、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为此，学校建立了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和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制度。

　　吴老致力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科学水平的提高。他到课堂听课和听取学生的意见，然后与教师们一起讨论改进教学的办法，还常常帮助教师修改讲稿。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他倡导每年召开一次科学讨论会。他鼓励教师勇于创新，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吴老治学严谨。他要求制订严密的教学计划，并要求计划和制度一经决定，都要遵守。他很注意检查计划的执行清况，特别重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他每年在开学前，总要约同我们一起，到各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包括教室和宿舍的灯光亮度够不够、桌椅板凳是否整洁，他都要检查和过问。因此，尽管学校的工作千头万绪，但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能够正常地运转一样。

　　吴老很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歌》写了

歌词，在吴老的带动和推动下，中国人民大学一开始就继承了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和作风，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我调离中国人民大学以后，和吴老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了，但吴老外出视察工作或我因公来北京，我们总要互相看望，交谈办学经验。我与吴玉章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次，我在吴老家中谈了很久才离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的一次。1966年12月12日，吴老逝世了。听到了吴老逝世的噩耗，顿时潸然泪下，痛哭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