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

　　作为马列主义理论阵地的中国人民大学，从诞生起，大量毕业生在理论宣传、财经管理和新闻、法律、文史等各条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或是政策研究骨干，所以也被视为培养国家干部的重要基地。这种特色的形成，是与它在战火中诞生并始终服务于革命事业的办学方针密不可分的。

　　在抗战中诞生了陕北公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延安逐渐成为全国抗日中心。全国各地许多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延安。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还有从南洋、日本、欧美跑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侨胞。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跋涉，突破敌人的封锁，斗志昂扬地走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大道上。陕北公学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满足青年抗日的要求，于1937年11月1日成立的。原本叫陕北大学，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日军政大学为由不予核准，才改名为陕北公学，人们简称“陕公”。

　　陕公开始设在延安城内，后来又在陕甘宁边区的栒邑县(今为旬邑县)看花宫办了分校。在开学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写了重要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激励着陕公上上下下，为造就优秀的抗战人才而奋勇前进。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斗在前方的各地青年急需培养，中共中央遂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简称为“华北联大”，挺进到华北的游击战争地区办教育。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在延安宣布成立，毛泽东亲临讲话。他在讲话中引用《封神榜演义》里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的故事，说：“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主要思想，后来发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三大法宝的理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老同志回忆几十年的革命历程，那次讲话的光辉不时照亮他们前进的路程。

　　1939年7月初，师生们由延安出发，经过3个月的行军，到达晋察冀边区。10月间，到达河北省阜平县；11月初，在城南庄举行开学典礼。在大会还没有结束时，就传来了敌人进攻的消息。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敌人来欢迎我们了。”

　　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的教学和生活，经常处在“扫荡”与反扫荡、“围剿”与反围剿的环境中，学校的口号是“在战斗中学习”。那时，可以说是坐下来就学习，站起来就行军。在几年的学习中，多次遇敌、多次与敌人周旋，曾有数十名干部和学生壮烈牺牲。

　　课程设置充分满足革命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党中央决定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边区在1946年办起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8年8月24日在正定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后来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华北大学面临着迎接全国胜利的任务，主要是迅速培训大量懂得革命道理、立志为革命献身的干部，以满足全国各个地区和各条战线进行接管工作的需要。当时，

国民党统治区大批青年学生来到解放区，在新解放的中等城市中也有不少知识青年，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很快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成为青年干部的中坚。北平、天津解放，大量知识青年要求献身革命。1949年这一年，华北大学培训了5000余名学生，他们随着解放大陆的军事推进，走向全国各地。现在祖国的边陲，仍然有大量华北大学的同学，他们勤奋耕耘、建功立业，在风风雨雨中奋斗40年。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办学方针和课程设置的最大特点就是服从并充分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

　　那时，革命对办学的核心要求，就是在短期内用革命的道理武装投身革命的青年，使他们能够迅速走上各条战线，为推进革命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陕公时期，主要是学抗战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方法，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对时局的认识，等等。在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阶段，主要的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党史、形势与任务，等等。无论是哪个阶段，概括地说，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结合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现实和知识青年头脑中的问题学习，都是为了通过学习使学生自觉地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那时的教育方法，一般是教师先提出问题，或提纲挈领地讲述重点，由学生阅读有关材料、提出问题，然后大家讨论。主要是小组讨论，也有全班讨论和辩论的。讨论时，各种问题、各种思想观点都可以提出来，经常是争论得十分激烈。但讨论的原则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是强调思想解决问题，所以经过讨论，大家感到收获很大，往往胜过自己过去多年的苦读。同时，通过讨论也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培育了相互间的革命情感。对于这种风气，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教育方法。学校的民主生活建立在政治一致的基础上，教师、干部和学生都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有了这样的政治思想基础，无论是理论问题或是实际问题，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都能通过辩论寻求一致的意见。

　　学习是短暂的，不过几周、几个月，但从进校门到出校门，每人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抱着什么目的走进革命队伍，经过这一段学习，大都意识到自己革命的使命。一期一期的同学都亲切地、自豪地把学校称作革命的熔炉。

　　革命的各条战线也要求干部具有各种专门的业务知识，但那时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在工作中学习。学校虽然也曾几度试验划分科系，进行正规专业教育，但在战争环境中这种意图一般很难实现，只有像文艺、外语这样的学科还学过一些专业知识。

　　创办中国人民大学

　　当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和过渡时期的经济恢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从学校领导到党中央，都在考虑学校今后发展方向问题。经党中央再三考虑，决定以华北大学等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大学。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到会，刘少奇和朱德都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主要是办财经专业，其他专业只有法律、外交。专业教学计划乃至学校的管理体制，都效法苏联的办学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自然而然地就提出了如何对待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和革命传统的问题。大家一致的回答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但具体贯彻却是一个长期的、从未间断地探索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在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中，有相当学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过去在战争环境中甚至无法完整地读一本书的我们，是非常向往的。通过系统学习，提高了理论素养，也说明了它的好处和必要。但同时，我们也很快发现一个矛盾，即系统学习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地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通过教学实践，我们逐步明确了两条：一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搞好，但同时要强调结合革命的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二是同时必须有党团等系统的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

　　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上勇于开拓进取、坚持真理。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当然，十年动乱前“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曾使得这个传统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传统又重新得到了重视，也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学校中既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同时又充满活跃的学术研讨空气。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与过去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学校里进行了系统专业知识的教学，注重学生从事专业工作能力的培养。这在过去革命战争环境中是想做而做不到的。从战火中诞生的陕公、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都是为适应革命需要而建立的，为革命事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则是一贯的方针，教育的目标是造就革命的先锋队。过去是这样，现在和今后仍应是这样。过去改造世界观几乎是教育的全部内容，现在要进行大量专业教育，但德育仍然放在首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有自己的优良革命传统，发扬这一传统，今后也仍然是我们学校必须时时遵循的指导思想。(张腾霄 黄达)

　　(张腾霄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黄达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