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延安岁月(图)

　　与陕公结缘

　　延安是抗战时期党中央所在地，在我这个穷孩子的心里，延安是当时我最景仰的地方；去延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1939年11月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意欲消灭新军决死二纵队，向吕梁根据地大举进攻，日军也开始扫荡，形势一下紧张了。我向所在的吕梁剧社领导提出，想去抗大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我约了也想去延安的剧社战友薛映库一同找到了延川县县长，向他说明了来意。这位县长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随即给陕甘宁边区政府高主席写了一封信。我们拿到了信，兴高采烈地回到驻地，向战友们告别。

　　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便与薛映库捆扎好行李出发，路上走了三天，傍晚时分到了延安。翌日清晨我们便找到边区政府，把信递上去，边区政府的一位办公厅主任接待了我们，但他说道：“你们想去抗大，想法是对的，抗大最有名气嘛，不过抗大开学已经几个月了，中间招生不好办，你们还是去陕北公学吧，那里刚要开学，正在招生。”

　　我一心想去抗大，听他这样说，实在不甘心，便提出能否写上两封信，让我们自己去抗大碰一碰，确实不行再去陕北公学。这位主任犹豫了一下便答应下来，他拈起毛笔写出两封亲笔信，装入两个信封，一封给抗大，一封给陕公，然后热情地握手祝我们成功。现在想一想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一个办公厅主任这样理解两个素不相识的少年的要求，这样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办事，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弄清这位主任的姓名，他应当是我党一位知名的领导人，一面之缘，竟这样错过了。

　　我们满怀信心地赶到了抗大，一位领导接待了我们，说明学校已开学很长时间了，明年春天这一期就要毕业了，中间确实没法插学生了。战争时期，学制都很短，教材也很简短，但学生的质量都很高。看来抗大是真的进不成了，军事也学不成了，只好到陕公去报到。我后来被分配到陕公56队。

　　单纯的陕公生活

　　我的延安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延安生活的一大特点就是简单明了，这反映在人事关系、工作作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什么是延安作风呢?先来的同志们给我讲了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被誉为“最高学府”，设在延安北郊兰家坪一带。有一次毛主席要去那里作报告，院长范文澜派四个人去接毛主席。谁知刚走到半路，毛主席正从对面走来，他听说这四人是来接他的，便说：“接我?是怕我忘了有报告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这四人急忙解释，是来接主席的，接晚了，很不像话。毛主席却打断了他们的话说：“这样做不好吧!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毛主席又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下回呀，要你们领导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你们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他继续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我们既然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来打倒西安作风。”

　　这是毛泽东随感而发的一段议论，也是最早流传的有关延安作风的故事。

　　56队当时有学生百十人，我们列队出操集合的地方在山下边，天气暖和时我们就在窑洞门前台席地而坐上大课。

　　我与路迈编在一个小组里，他任组长，一组十几个人，男女都有，年龄不齐，我那年16岁，而一位云南来的同学已30多岁。那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同学却各地的都有，甚至还有海外华侨。早上列队点名报数时，各操方言，非常有趣。但同学们在一起却无比亲密，相互间都非常易于交流，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生活，把大家凝聚成一个整体。

　　陕公当时给我们安排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党的建设等，由各科老师定时授课，隔段时间有一次考试。但考试与答题相似，允许看参考书，允许讨论，题出得很活，主要看理解程度，还没有看到哪个同学抄袭别人的。弄虚作假在那个年代是很可耻的，由于同学们都很自觉，这种考试方法对我们的学习促进很大，对知识的掌握也大大加快。学生学到这些理论之后也较有创新能力，这是那种死记硬背固定答案的教条方法所不能比的。记得我当时国际时事学得很好，也没有死记硬背，但各国概况及首脑外交部长也都记得牢，对党章、党史也能述其大概，一方面是我学习刻苦，一方面是陕公的学习方法好。

　　文娱活动丰富

　　陕公的文娱活动是十分丰富的，集体唱歌每天都有，每周末还安排文艺演出，各队各组都要出节目，自由活动时间里大家也常聚在一起唱歌，你教我，我教你，没几天大家都会唱了。我们常唱的歌有《陕公校歌》、《抗大校歌》、《延安颂》等，这些歌曲造就了延安人身上特有的气质，几十年过去，凭这种气质就可以彼此相认。

　　1940年5月1日，冼星海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组织起一场500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由他亲自担任指挥，我作为男童高音站在前排，后排的同学站在用砖头支起来的木板上，刚唱了一半，木板一晃动，砖头塌了，后几排的同志摔了下去，但歌声并没有停止，摔倒的同志一边往起来爬，一边唱，台下的同志也跟着一同唱起来，台上台下的激烈情绪化成沸腾的海洋，此景此情令人永生难忘。(本文选自李文辉著《回首沧桑》一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