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铁一号(图)

　　“铁一号”，大约1959年到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同学，不管在什么地方相遇，一说起这3个字，就会勾起许多回忆，就会彼此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铁一号”，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简称，现在它的名字应该是张自忠路三号，这个北洋军阀时代的“段祺瑞执政府”，很长时间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地。因此，它成了我的“母校”和“母系”的昵称。

　　提起它自然就想到那衙门式的大门，迎门那座西洋式的楼房，带走廊的一走起来就咚咚作响的木板地宿舍，还有那环楼的道路——我们的运动跑道……

　　其实，更难忘的还是在“铁一号”度过的火热的大学时代的生活。

　　新闻教学3条线

　　我是1957年入学，1961年毕业的。这正是新中国建国之后出现的第一次大动荡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鼓干劲，1960年肚皮受到威胁的困难时期。

　　学校的生活几乎完全被这些大的运动所牵动，新闻系尤其如此。一进校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满院满墙的大字报，接着是“红专辩论”、“向党交心”，大炼钢铁更是“深入”到我们的校园。就在宿舍前面，建起了“炼钢炉”，我还从家里搬来了风箱。几天几夜不睡觉之后，终于出钢了——当时也不懂那些豆腐渣一样的“钢铁”根本是没有什么用的——就去敲锣打鼓报喜。

　　新闻教学是通过3条线进行的。一条线是课堂教学，何洛、章南舍、蒋荫恩、甘惜分、方汉奇、汪溪、刘爱芝、张隆栋、蓝鸿文、郑兴东，还有外请的何燕凌都给我们讲过课，最叫座的是安岗系主任的“时事报告”。一条线是“大讨论(大批判)”，当时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采取大讨论的方式，同学和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争论是相当之激烈的。宿舍就是课堂，宿舍就是最经常的辩论场所，常常是已经躺在床上了，争着争着还要再爬起来。一条线是实习，我就参加过系办印刷厂的劳动，俄文《友好报》的实习，《北京内燃机总厂报》、《首钢报》的办报实习，后来又到《内蒙古日报》实习。

　　对于那个时代的大事件、大背景，我们党早就有了正确的评价；对于那个时候的教学，我想学校和新闻系都已经有了科学的总结，我这篇短短的回忆文章不必要也不可能再去谈及它。我只想说，作为一个学生，这4年的时间，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是终生受益和终生难忘的。

　　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

　　“铁一号”的生活，最大的特点是把学校生活和社会紧密地“搅和”在一起了。这不仅使我们在后来能够深刻地理解我们党对那个时代经验教训的总结、使我们在政治上成熟得更扎实，而且养成了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责任感。毕业35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社会责任感。我对年轻的同行说过，新闻工作者是“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相结合”的行业。听来奇怪，新闻工作可以不负责任？是的，这谈的是实际责任。例如我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时，国家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追究实际责任的时候，都不会找到我。农业减产了找农业部，工业滑坡了找经贸委，但正因为如此，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恰恰要有很强的责任感，时时处处感到自己的责任。他应该像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一样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着急。因此我特别欣赏这样一句话：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

　　“铁一号”的生活，另一个特点是在讨论中学习。虽然当时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它锻炼了我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后来的实践告诉我，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多么重要。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自然要以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天职，自然也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但是，这不仅没有降低恰恰增加了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性，因为记者常常是在现实生活的前沿独立作战的。现在我可以坦然地说，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帮助我在一些大风大浪中少犯了不少错误。

　　“铁一号”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火热”。老师和同学们在“摸、爬、滚、打”中结成一个整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和同学关系。尽管这中间也有磕磕绊绊的事情发生，但事后超脱地想起来，反成了血肉联系的内容。我记得1958年，在住有苏联专家的友谊宾馆建设工地劳动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我在外边游汗泳，专家里面游水泳。虽有天壤之别，但也感到光荣。”当时就受到了支部的批评。现在老同学见面谈起来，大家还会哈哈大笑。

　　“铁一号”的生活，还有一个最难忘的结尾。那时，按照惯例，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给大家作报告。我们1961年毕业时作报告的是陈毅，陈老总作报告的情景，犹如昨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坐满了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主席台上作报告的陈毅将军，态度诚恳、平易，语音亲切、洪亮，声调时而委婉，时而激昂，讲到激愤之处，击案而起，全场为之震撼，为之折服。“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我知道那里面写了不少过头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们的档案里，将来到了社会上，谁还敢用你们？这些材料，要统统烧掉！”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多少人流下了热泪！这就是党，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实事求是、仗义执言”，陈老总的性格，成了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实事求是，是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官之道”成了我的终生信条。

　　(艾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届毕业生，此文选自《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