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立方建设者：他们孵出了一个“方水泡”

　　干建筑太苦了，做这个项目最有成就感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年底竣工验收的日期逼近，国家游泳馆的工地上依然是人声、机器声鼎沸。从“业主——北京国资委”、委托管理方——“三峡工程管理公司”、总包单位——中建一局，监理单位，还有大大小小30多个分包公司，来自五湖四海的一千多个工作人员各自忙碌着。

　　办公楼的背后，在阳光底下，一只装满水泡的巨大盒子折透出蓝色的波光，仿佛漂浮于地面，与钢结构的巨大“鸟巢”毗邻相望。

　　整整四年间，参与水立方的1000多名建设者们共同构筑出了这只透明的“方水泡”。

　　五湖四海，南腔北调

　　操着唐山口音的老工程师关玉瑶，今年七十整，论起辈分，是水立方工地里最年长的，工地上、办公室谁碰到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关老”。退休前，他是一家国有建筑工程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过不少大型工程项目。2003年8月，关玉瑶收到请他“出山”的邀请——参与国家游泳馆工程。2003年9月12日，“南征北战”了大半辈子的老工程师和老伴打点行装，从唐山老家来到了当时还在地质勘探中的这块北五环外大荒地。

　　2003年12月24日，奥运会的两大场馆——水立方和“鸟巢”一道正式开工。负责临时供电的电工李双全，在这个时候进驻工地。他是总包公司——中建一局的工人。家在河北，离北京两小时汽车，在几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

　　随着工程的进展，进驻工地的分包公司越来越多。回不了家的外地工人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起，关玉瑶搬到了工地现场，和老伴住在临时搭建的9平方米小间里。老伴原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在工地综合部负责行政工作。两人这一住就是两年半之久，“我们挺习惯的，做工程的，住工地那是常事。”

　　每天，关玉瑶至少要上午、下午各爬一次工地，检查每个施工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年轻他四十多的记者爬得有些气喘吁吁，“这是常事。做钢结构时，我天天爬到最高的顶部去做检查。那次，我带视察的领导上去顶部时，他们说，你身体挺好的，没什么反应，我说我天天爬，都练出来了。”

　　记者来工地的第一天，“身体很好”的关玉瑶也生病了。“在这四年，我也就得过两次这样的病，上一次是……”他拉开办公室的抽屉找东西，一盒心血康翻了出来，“是我的药——这个年纪，有点小病，也很正常的。”

　　紧挨工地宿舍的一间房子里，几位工人摘下安全帽正在休息，在喧闹的机器声中，他们扯大嗓门神聊瞎侃，重庆口音接着河南腔，河北话夹着山东话，南腔北调，热闹得很。

　　相比工地上其他“老北们”，来自江苏镇江的郭正法脸色透着江南人特有的滋润。他是分包单位负责电气设备的项目经理，自诩“管着整个水立方的心脏呢”。下午三点时分，他匆匆跑去开一个会，半个小时后又赶了回来，忙得不可开交。稍闲时，他爱和工友说笑，再发几句牢骚。“这个项目真是特别严。这可是政治任务，上头管理级别都特别高，总包公司、质检单位、行里的尖子单位常来检查。标准常常是高过国家标准的，没半点能含糊的，稍有点什么，就要返工。”

　　类似这样的话，传到关玉瑶的耳里，老工程师的鼻子里哼出一声：“什么叫有点什么的？做得不合格，就该返工。就跟小学生、高考做作业一样，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辛苦是辛苦，不过，咱还真接触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在北京干建筑电气十四年，郭正法参与过不少大项目，如中关村金融大楼等等。但是，在水立方工程里，电气部分不全是他的“地盘”——设备提供商西门子公司的派出团队负责弱电这部分。西门子的工作人员在装电子计分系统、智能水下救生系统等时，郭正法也在一旁看着。“他们做的预留部分，咱也能干。”他有些不服气。

　　“工地上，单位公司多了。大家会互相比，有时会闹纠纷。等相处久了，大家都很熟了。”李双全笑着说。

　　膜结构、钢结构——都成名人了

　　或是因为奥运，或是因为“世界第一”、“国内首次”，或是受到社会和媒体的重视，在水立方的现场，能真实地感受到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工人们身上的那种自豪感。这之前，他们都做过不少大型的项目，说起来，都是响当当的。但是，他们都会强调—— “这个是不一样的。”

　　从2005年的第二季度，施工进入最难的阶段——设计师在图纸上想象中的三维“肥皂泡”要落为现实，搭建钢结构。

　　委托项目管理方专门调来了一个工程师来指挥安装、焊接过程。

　　关玉瑶很是为安全性捏着把汗。“满堂都是脚手架，没有吊装机，都是用常规的、原始的办法，靠人力，一个杆件、一个球地在高空散装成的。”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个阶段，安全工作做得最好——大家都重视了。”

　　搭建钢结构的进程抓得很紧张，每天焊完几个点、几个口，都是规定死的。李双全和配电组的其他两位工友忙得不可开交，“要搭的有四面墙、屋顶，屋顶是上下悬的。把钢材焊起来，要更多线路。我们是严格按惯例规范来操作的，一机一闸，一箱一楼。一共有五六百号人一起搭，光焊机就有三四百台。”

　　就在快到封顶的时候，一桩怪事发生了——如同着魔了一般，所有的焊机忽然都启动不了。

　　“当时，工作人员特别多，焊机特别多，几十台同时在交叉作业，忽然启动不了，我们怎么都检查不出毛病来。把专家请来，他们也解释不清楚，怀疑电压不够，可是一量电压是正常的；接着，把生产电焊机的厂家叫来，他们也说不清楚。工期很紧，领导催得很紧，大家都很急。”最后，谜底终于揭开了—— 原来，几十台焊机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型的磁场。排除了问题，工程继续进行。

　　2005年4月15日，水立方主体结构封顶，钢结构最终安装完成。工程进入了最新颖的膜结构安装工期。

　　负责完成ETFE膜结构安装的沈兵，自然，就成了水立方的工人明星。听着李双全说他是“大名人”，沈兵就开始笑，一笑，眼睛就眯缝成一条线。

　　2005年4月份，沈兵先被派到德方厂里培训了一个多月，回公司后，他开始做样板，培训其他工人。“怎么不难呢！这样的外墙，都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做。每个气枕都是不规则的多边形，要通过三维坐标来定点，不像别的模墙，一个轴线一个水平就能定出点来了。要用坐标仪、垂直仪、定位仪，水平，对角线才能定这个点。所有外装的工具都用上了，原来以为用不上的，也都用上了。模型是用电脑来定位的，误差很小，我们做的话，误差也要定得很小，对角线差个五毫米就根本装不上。”另外，“从什么角度装膜，膜的褶皱会比较小，这都有一定的技术在里头。”

　　安装之前，沈兵他们特别特别小心，“膜安装之前不能碰，划一道就会有个口子。等气打进去后，里面达到一定压强，放在平地上，就是一辆车开上去也不会坏；所以，我们特别小心，把所有的障碍物都清除掉了。”

　　“最苦的是，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在装

天花和屋顶的气枕，温度达到60多度。每次，我都得先爬上去看温度表，再决定什么时候带工人上去开工。”

　　负责配电的李双全，也要爬到顶部参与高温中施工，“我们要配合他们，他们那里需要什么，我们就把线拉到位。”

　　“实在是辛苦，但是感觉呢……” 沈兵的眼睛又眯成一条缝：“嗯，我的名字都上过三四次报纸，还有

中央电视台，是别人跟我说的，我自己也看过两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报纸。”

　　2006年12月26日，膜结构安装完毕的当天，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那天，远在重庆老家的老婆、孩子在电视前看到沈兵眼睛眯缝着的笑脸。

　　“水泡”之后

　　今年十二月底，浸透了他们四年汗水的工程将要竣工。

　　对于离开水立方之后的道路，一千多个建设者们心里有一千多种想法，奥运会，北京，老家，老婆，孩子，赚钱，奋斗，过日子，留还是去……

　　从开工到建完，这里的边边角角我都很清楚，没别的愿望，就是希望明年开奥运会的时候，自己能有张票进来看场比赛。别的工程建完了，就走了，这个工程不一样。我来北京时间可长了，92年就到北京，我爱人现在也在北京超市工作。我的想法可多了，我在北京做了十几年，还是个工人，我想在北京发展，想让孩子来北京上学。比起老家，北京条件多好啊，还能看奥运会呢。

　　——配电工 李双江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可能还在这里呢——完工后，公司还会留四个人在这里维护。整个膜有14台气泵，都是电脑控制的，每个都是独立的充气系统，哪里出了问题，电脑上都能看出来。以后，我就主要做维修了。儿子放暑假的时候来北京，我带他到这里看过，他也去看了鸟巢。小孩子不懂什么，你跟他说钢结构膜结构有多好多好，他都不懂，他就喜欢看鸟巢那个样子的，说那个更大。

　　——膜结构工人 沈兵

　　孩子们都在外地城市，他们来工地看过我，今年暑假，大孙女跟着学校来北京参观，她才十三岁，就是好奇。等竣工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地离开。没什么特别的，这都很正常了，做工程的，建成后就得离开。从年龄段来说，(这个项目对我)很重要；但和我做的其他工程相比，占的位置不同——这里，我只做一部分管理工作，负一部分责任。这次交工以后，我和老伴就回唐山去，以后谁再叫我们去哪里看一看、瞅一瞅，我都不去了，我都七十了，该休息了。体力上没问题，但是，土话说“见好就收”。回去钓钓鱼啊，帮孙女学习学习啊。

　　——项目工程师 关玉瑶

　　干建筑太苦了，做这个项目是最有成就感的。建完了，我就回镇江老家去。在北京做了十多年工，南方人还是喜欢住在南方，南京那里有很多建筑公司，不过，我不想再干建筑了。再说，我女儿也马上就要中考了，该回家去了。

　　——电气项目经理 郭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