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56级历史系校友：难忘的学习生活

　　一封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办公室的“征稿函”飞到手上，唤醒了我对逝去了40多年前的学校的学习生活的回忆。老师那真诚而诲人不倦的讲授，班上那热烈而求知若渴的探讨，答辩式的不同一般的考试，资料室里莘莘学子们的埋头苦读，像电影里的一串串镜头在眼前闪现，是那么亲切，又那么生动，使我不能不忘情地拿起这支拙笔，作一些片断的、不完全的描述，来纪念那有益于我一生的学习生活。

　　我是1956年秋考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的(后来改为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由于我们这届本科班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届，因此，讲专业课的教师之配置多是有名的教授和副教授。作为当时的应届高中生考入这所中国名牌大学的我，对给自己讲课的老师既敬仰又好奇，因而对他们的观察就特别仔细，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几位可敬的老师

　　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何干之教授，当时是系主任、中国党史专家。他个头不高，圆胖脸有些赤红，头顶全谢了光亮照人，讲话稳重，语速不紧不慢，有时有点口吃。记得有一次讲到刘绍棠被称为“神童”时他有些激动。这一激动不打紧，他的口吃病就来了，那个“神”字一出口就结在那里，大约有半分钟的样子那个“童”字才吐了出来。就这样，也无一人发笑。可见人们对他的敬仰和尊重。这门课是专题讲授的，每一讲都有铅印的讲稿发给学生。但由于他讲课不枝不蔓，没有废话和不精干的东西，因此，凡他讲课，我都尽量一字不拉地记下来，记笔记记得手腕发酸，也觉得是一种享受。再就是，当何干之教授讲课时，全北京市的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理论工作者，几乎都来听。记得当时学校在一些教室和校内的大树上架起高音喇叭，以满足来听课者的需求。由此可见这位教授学术水平之高和人气之旺。

　　“中国革命史”这门课是由多人讲授的，他们是胡华、王淇、麦农等老师，而第一次是由胡华教授开的头。胡华教授比何干之教授个头高，也显得瘦弱。据说，胡华教授身体欠安，可是他一登上讲台，满面春风、口若悬河、一泄千里，资料丰富、脉络清晰、逻辑性又强，听得我们心花怒放、不知疲劳、忘了饥渴。可惜的是给我们上了一次课就病倒了。因为他讲的时间太长了。那天，从上午8点一直讲到晚上10点多(中午和晚上吃饭时间除外)才告结束，他较详细地讲了五四运动和党的建立，接着又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

　　“中国近代史”是戴逸教授讲的。戴教授个头不高，显得特别精干，他讲课时很自然潇洒，边讲边在黑板上写要点，课间还吸支烟；讲到动情处，他将外套脱下来，下课时将外套往肩上一搭像农民干完活儿从地里回家时似的悠然怡然、无拘无束。他讲课资料丰富透彻，对一些问题有独解，听来引人入胜。

　　“中国现代史”是彭明教授讲的。他讲课的风格是明白流畅、要而不繁、重点突出清晰，极具吸引力。其他老师的课各有特点，不好一一描述。正是这些老师的殷切教诲和高明指教，使我在政治理论和史学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做编辑工作时，参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14种)、“1949—1989年的中国”(4本套书)和“40年国是反思丛书”(20余本)之出版，而这些书在国内外又引起了较大反响，和这些教师的恩泽是绝对分不开的。

　　为配合教学所采取的课堂讨论和考试，也是这时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的一个特点吧。

　　课堂讨论与考试

　　先说课堂讨论。当某一课程的一章或一节讲述后，在教师的主持下就进行课堂讨论。这种讨论是以班为单位，老师先在教室的黑板上写出讨论题，而后同学们举手发言。这种讨论真是百花齐放、畅所欲言，发言可长可短，长篇大论也行，三言两语也可，提出质疑也好，对前边发言者进行诘难也无所谓。争论过后由老师作总结发言，启发同学们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这种讨论，调干学生发言踊跃，应届高中生发言较少，我就是属于发言较少的一类。可是，经过几次讨论过后，应届高中生发言少的情况就有所改变，而且讲起来也是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因此，我觉得这种讨论，对我们以后走上大学或别的岗位后的讲话或讲演才能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和锻炼。

　　再说考试。当时的考试分两种，一种为笔试，一种为口试。口试的多为主课，当然也有主课采取笔试的。这里主要说说口试，因为它有特点，印象也特别深刻。口试的办法是将两道考题打印在一张小纸条上，一道题较大，包含的内容较复杂，算是主题；一道题较小，包含的内容也较简单。考试多由一位或两位教师主持。两位老师主持时，一位为主考，另一位为副考。考试开始，学生五人一组，进入考试的教室后，这五人先去教师的桌上抽一份考题，然后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准备。做法是学生坐在老师对面来讲自己考题的内容，讲过之后，老师还要随机提一到两个问题，让你立即作答。这种口试，对学生的记忆力、思辨力、随机应变能力以及口才，都是一种测试和锻炼，特别是对某一门功课学习得全面不全面、理解得深刻不深刻，可谓是一种绝对的检验，如果有一点复习不到、有一点学习不认真，都会在这种考试中露出原形的。

　　最后说说资料室里的学习。当时好像各个系里都有资料室，在讲课时老师总是提出让学生去资料室找杂志参阅对某个理论问题的讨论的焦点或某个专家学者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课余时间，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同学们都把自己泡在了资料室里，边看杂志边记笔记或卡片。这种学习不仅加深了对所学功课中问题的理解，也开阔了视野，同时也学会了积累资料和搞研究的方法。资料室里同学们那借阅杂志的憧憧身影，专心阅读、认真记卡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永难忘怀，产生一种不尽的留恋。

　　(单纯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1956级历史系校友，本文选自《人大往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