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哲学系77级校友：在教育的春天里

　　1978年，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重新恢复。我们——中国人民大学1977级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3个专业的140名同学，作为复校后的首批学生，于1978年4月20日进入学校，与亲爱的母校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开始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新时期的新长征。

　　说是1977级，实际上国务院于1977年10月20日发出恢复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的通知，北京市当年12月10日至12日进行统一招生考试，录取通知书是在1978年3月才发出的。在全国570万、北京市15.86万考生中，幸运之神降临到27.3万被录取的考生头上。这其中，我们140位同学尤其幸运，被我们心仪神往的著名高等学府——中国人民大学所录取。这在当时是被许多考生所羡慕的，也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一件颇具轰动效应的大事。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那真是“金榜题名时”。

　　与人大的不解之缘

　　1978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仁芝老师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工厂，约我到高校招生办公地——崇文门旅馆谈话。旅馆是不许进去的，就在旅馆门外的步行街上，戴着近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的胡老师很平静、很严肃，也很自豪地对我说：中国人民大学即将复校，这次先以

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在北京招收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3个专业的学生入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后，上述3个系均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入学后将暂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但很快就会迁回中国人民大学。末了，胡老师看着我一板一眼地说：你接到的将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但实际上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请你认真考虑后再明确回答我，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当时根本没考虑，也用不着考虑，马上连说了两个“同意”，还加了一句“太好了”。

　　从那时起，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员，同中国人民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或许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心情比我们还要急迫。1978年4月20日，正是阶前草绿、窗外花红的时候，我们1977级哲学专业49名、政治经济学专业52名、中共党史专业39名同学没有像预先说的那样到北京师范大学，而是直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区还被部队占用，所以就在教学区围墙外的宿舍区，即现在邮局、商店、书店那个地方，搭起3间木板房作为临时的教室，我们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早上，我们背着书包从四面八方赶到学校上课，中午在食堂就餐后就在教室里写作业、休息，或在树下及荫凉的地方读外语。有的同学家里学习条件较差，就一直在学校里上完晚自习，再匆匆赶回家去。如有党团活功或学习小组讨论，就每人拎一个马扎，围坐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核桃树下。若是3个班共同上的大课，也是每人一个马扎，在学校当时唯一的大食堂，即现今仅存的那座平房食堂里，坐成横纵成行、整整齐齐的3个长方形方阵，教师在临时架起的黑板前讲得兴致勃勃，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如果提问，老师往往在3个班的同学中各叫一名。肯定与这种学习环境、学习氛围有关，我们1977级3个班的同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甚至感觉不到班与班的界限。

　　那时，名著重新出版、大量外国名作翻译引进，

图书馆、阅览室人头攒动，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终于得到肯定和实现，大批优秀的文科考生拥向文史哲专业，“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处在那时的我们这批莘莘学子，该是何等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堪称“豪华阵容”的教师队伍

　　最令我们哲学系1977级同学自豪的一点，是当年系里著名的教师。那些今天享誉哲学界的名教授和权威们，当初都在教学第一线为我们上过课，用今天的话说，是当之无愧的“豪华阵容”，这可能是我们沾了复校后“第一批学生”这个光吧。在这里，让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记下我们任课教师的姓名：肖前、罗国杰、陈先达、苗力田、李秀林、马绍孟、张立文、胡仁芝、王于、汪永祥、张懋泽、乐燕平、周述歧、李质明、郑杭生、李淮春、杨焕章、靳辉明、许启贤、李毓章、王聘兴、乔长路、秦锡瑜、钟安环、黄天授……在这份可敬的名单中，有的老师——如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肖前老师，教了我们整整一年，这可能是以后的历届本科生再也享受不到的殊荣了。

　　老师的讲课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新天地，而且他们那种敬业和奉献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终身效法的楷模。特别是对于我来说，更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该如何做一名人民教师。

　　（朱立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77级学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