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激情写东风——记人大校友陈锡添

　　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到成长为著名记者，采写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将举世闻名的新闻佳作，成为在海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深圳特区报》的总编辑，这一步步迈上新台阶的闪光足迹，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不难看出，陈锡添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是他在校读书和毕业后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教学期间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二是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采访调查所形成的生活积累；三是执著追求、奋发向上、忘我工作的精神状态；四是富于新闻敏感、善于捕捉机遇的良好业务素养。这些都是在校学习的同学应该确立的提高自身素质的目标。

　　在人民共和国各条战线上的人大校友，是中国人民大学办学的镜鉴，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宝贵财富。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希望参加社会实践的同学，不妨到各地采访几位人大校友，本报愿意架设桥梁，使校友的优秀事迹成为全校共享的资源。

　　1992年3月底，发生了一件中国新闻史上重大的事情：

　　从3月26日至31日间，我国所有重要传媒和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大报“不约而同”地在头版位置转发《深圳特区报》的一篇11000字的纪实长文《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对创造新的舆论环境，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接受日本驻华记者采访时谈到这篇报道，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党的总书记给了《东》文以充分的肯定。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现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陈锡添。

　　一

　　陈锡添，广东新会县人，1941年2月出生于上海。在春风十里的金陵古都，陈锡添度过了欢乐的孩提时光。为了陪伴家乡孤独的老祖母，父亲把他一人送回老家新会读书。

　　年幼的陈锡添禀赋很高，小学、中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新会是“莺啼不选树，鱼戏不惊沦”的水乡泽国，树木葱茏，荔枝火红……陈锡添陶醉在这色彩浓重的南国水乡画卷里，他要用最美的语言来描绘故乡。泰戈尔、海涅、普希金、艾青、屈原、陶渊明……古今中外的诗人留下的名篇佳作令他如痴如醉。他深情地眷恋着文学，美丽的大自然给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和冲动，中学时代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在新会中学已小有名气。

　　1961年，陈锡添以第一志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祖母的纯朴、慈祥，从小熏陶了他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性情，远离父母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刚进大学，他就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

　　在人民大学期间，陈锡添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在知识海洋中纵横驰骋。他在学习上出类拔萃，又能团结同学，大二被选为系团总支副书记。实习期间到首钢采访，在北京的《支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在《中国青年报》及其他报刊发表文章，他的才华日益显露出来。他的同班同学保育均(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回忆说：“同学们每谈起将来各人的发展趋势时，大家公认他兼备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家的气质。”

　　二

　　1966年，陈锡添以优异成绩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凭着在学校练就的扎实功夫和“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干劲，担起了写评论、社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的重担，新闻业务能力迅速提高。

　　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陈锡添1970年调入鄂西北深山中的东风汽车公司(原二汽)设备制造厂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的二汽虽说是国家重点企业，但由于工厂地处深山老林，条件相当艰苦，陈锡添对当年的印象是：住在农民家里，租的房子，点马灯，住芦席棚，生活艰苦，精神却非常振奋，大家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拼尽全力。

　　1973年陈锡添经不住“无冕之王”的诱惑，重操本行，调入《东风汽车报》(原名为《二汽建设报》)，担任记者组组长。他深入基层，接触工人群众，采写了大量的通讯及报告文学作品，同时撰写了短评、社论等，成为报社的业务骨干。已退休的《东风汽车报》总编辑黄洁民说：“陈锡添功底扎实，是个难得的新闻人才。”

　　考虑到照料母亲及思念家乡，陈锡添于1978年调到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历史和政策，写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党史论文，在省级研讨会上宣读或被收进论文集里，他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与业务水平并驾齐驱。1979年他赴北京出席了中共党史学会成立大会。无论干哪一行，他都干得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工作再累，生活再苦，他从未放弃过文学的梦想。在教学之余，地挤出休息时间拼命爬格子写作。他在《解放军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文艺》、《文汇月报》、《南风》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散文、杂文、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1982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人物传《记饶彰风》，连载十天，引起港澳同胞的广泛关注，受到当时《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的赞扬。由于他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党史知识，在刻画人物时，注意将人物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他把饶彰风这位广东省文艺界的革命斗士塑造得极为成功，使读者从中颇受鼓舞与启迪。就是在这个时期，陈锡添的作品溶入了更多的时代气息。他睁大眼睛，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大江南北，他明白时代正在谱写中共党史新的篇章。

　　三

　　虽然他在党史教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记者之梦，依然顽强地在他心头延续着。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正在骚动、奔突，驱使他的生命之舟驶向新的里程。

　　1983年10月，陈锡添到深圳观光，被深圳如火如荼的改革势头深深打动，他爱上了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当他听说《深圳特区报》将从周报改为日报，他知道改变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就要降临了，于是迈着自信的步伐来到报社毛遂自荐。

　　连陈锡添自己都没有料到，《深圳特区报》的调令这么快就到了广州外语学院，通知他12月1日到报社上班。但是外语学院却没有很快放人，因为陈锡添已成为教研室的骨干教师，他在党史研究方面有卓越成绩，尤其是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陈锡添满怀激情与冲动，给院长写了一封感情充沛的长信，倾诉自己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与执著，院长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1983年12月30日，陈锡添正式成为《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这一年，他42岁，他一头扎进工作中，积累数年的激情与灵感喷薄而出，白天采访写稿，晚上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仿佛一夜之间变得与这座城市一样年轻。短时间内，特区报上频频出现陈锡添的作品，从通讯到特写、专访，从消息到评论乃至社论，新闻记者的“十八般武艺”他都得心应手，成了“全把式”。

　　陈锡添奔走于深圳的大街小巷、村镇码头，感受着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他以自己丰富的采访阅历为底蕴，用饱蘸深情的笔把身边的人与事记录下来，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1985年发表的《历尽坎坷志未磨》用诗一样的语言记叙了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坎坷的一生，他在文中为诗人最终获得公正的评价欢呼雀跃，他用笔热情讴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他笔下，有勇于开拓的企业家、刻苦钻研的工程师、运筹帷幄的总经理、医术高超的美容师、才华横溢的老艺术家……他们都是为深圳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时代弄潮儿，陈锡添用笔来为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喝彩，为他们继续创业摇旗呐喊。后来，他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名为《风采集》、《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都刊发文章对此著作予以好评。陈锡添1987年成为广东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7年5月，陈锡添被任命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1987年他作为重要人才在深圳市委组织部备案。同年，广东省新闻界第一次评职称，在报社众多新闻工作者中，他唯一被破格评上“副高”。1992年，他又评上“正高”职称，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位高级记者之一。

　　正因为陈锡添从业以来，不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成为深圳新闻界有影响力的记者，才有机会接受重大的如采访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的任务，直到1992年，水到渠成地成为采访邓小平南巡的文字记者，写出了独家新闻，迈向了事业的高峰。

　　四

　　1992年1月18日下午5点，陈锡添接到市委的通知：邓小平同志明天上午 9点到深圳，明天一早，随同市领导到火车站迎接，并采访邓小平同志此行的活动，同时他被告知，他是深圳市媒体此次采访的唯一一名文字记者。

　　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这次是他时隔8年之后再临深圳。“此事非同寻常”，记者的直觉和社会责任感使陈锡添格外兴奋。他认为，在这非常时期，单是“邓小平来深圳”这六个字就是大新闻了，足以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5天的采访里，为了更准确地听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言一行，陈锡添想尽办法“抢占”最有利的地形，紧紧跟随邓小平同志，有几次甚至成为邓小平同志的“贴身保缥”。在每一次活动的间隙，他都要找市里陪同的领导同志核实和了解实情。晚上则整理记录，每天都要做大事记到凌晨二三点。

　　“一定要很好地把这些报道出去！”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使陈锡添感奋不已；新闻工作者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责任感、使命感，更让陈锡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然而，当他向有关领导同志请示发稿时，回答是：暂时不作报道。

　　春节刚过，他就参与了《深圳附区报》“猴年新春八评”的写作，执笔其中的《要搞快一点》、《要敢闯》两篇。这“新春八评”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的一系列谈话要点，巧妙地穿插进去，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十几天内，海内外多家重要传媒，包括《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纷纷转载。陈锡添和他的同事们在尽力制造着推出邓小平南巡谈话长篇报道的机会。

　　3月19日，陈锡添受命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吴松营同志，执笔撰写深圳电视台制作的邓小平同志南巡电视片的解说词，21日，长达9000字的解说词脱稿。22日是个星期天，他在《南方日报》上看到一篇千把字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这时，陈锡添恍然意识到：“为什么不写出来再去考虑发还是不发这个问题呢？”他回到家中，扒了两口饭，立即铺开稿纸，奋笔疾书。早已烂熟于心的第一手材料使陈锡添能厚积薄发，文思泉涌。报社主要领导大力支持他的举动，为抢时效，他们采取边写边发排的办法。到 24日，11000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气呵成。当晚，由社长区汇文同志审阅全文。 25日上午，经请示市委，《东》文获准发表。

　　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看》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

　　五

　　巨石掀起万层浪。

　　3月 26日下午《羊城晚报》详细摘要转载了《东》文。 3月28日，上海《文汇报》、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3月30日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东》文。当晚，新华社以“A”稿向全国和海外播发了这篇 11000字的纪实长文。3月 31日，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均在一版显著位置登载《东》文。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

　　世界媒体反应强烈。4月2日，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美、俄、英、法、日、德等各国大通讯社的反应。

　　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勃勃的舆论环境迅速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高潮迅速在中国兴起。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后，不少新闻同行抚掌感叹：“写伟人，竟也可以这样写！”旁征博引又举重若轻的白描，自然的文章架构和平实生动的行文风格，让看惯了公报式长文的读者耳目一新。纵观《东》文，既有大处着眼的宏观扫描，又有鞭辟入里的微观剖析；既有冷峻的审视，又有激情的铺陈；精心剪裁“言”和“行”，巧妙过渡“人”和“物”’，有机点染“情”和“趣”。特别是细节的运用，令人有天衣无缝之感。类似有关题字时讲“知识产权”的幽默，种棵“发财树”的打诨等，看似闲笔，似乎与整篇文章的恢弘凝重的基调相去甚远，可是在整篇通讯中，这些有如信手拈来的细节，却被作者匠心独运地镶嵌得恰到好处，文章的可信性和感染力也随之大增。

　　陈锡添说，邓小平同志集伟大与平凡于一身，有着特别的魅力。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并没有做正式报告，都是聊天式地发表谈话。他的一言一行，既显示出胸有全局、高瞻远瞩，又表现出作为慈祥长者平凡的一面。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的言行尽量详实地写出来，陈锡添抛开了新闻格式的困扰，干脆以时间为序，写成长篇纪实，通过许多精彩鲜活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写作时，陈锡添明确告诉自己：写人，而不是写神。

　　一位香港的朋友对陈锡添说：“小平原来是这么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很有人情味。”听完《东》文广播的北京售货员们说：“挺新鲜，挺有意思。”湖南祈东县青年农民刘杜伟读了《东》文之后知道邓小平爱吃芋头，给邓小平同志寄去一包芋头……

　　陈锡添从此由深圳特区的名记者成为全国的名记者。他获得了1992年度好新闻一等奖、全国计划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别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深圳市新闻奖特别奖。陈锡添分别被英美两大传记中心(“IBC”和“ABL”)选为世界名人，1994年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4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采访陈锡添的节目，作为改革二十年系列人物之一。1999年9月，美国CNN电视台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0周年特辑”，也专程到深圳采访了陈锡添。

　　《东》文的成功，最主要的是缘于邓小平作为历史巨人，在关键时刻讲了关键的话，这本身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另一方面，还在于作者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有一股百折不挠的韧劲，有扎实过硬的文字功底和高屋建瓴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一切，很难想象《东》文能刮起令人眩目的强劲旋风。

　　六

　　从陈锡添迈进《深圳特区报》大门至今，报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几间铁皮屋变成了中国乃至亚洲最高最现代化的报业大厦。从1992年起，《深圳特区报》实行企业化管理，不但不要财政拨款，反而成为深圳纳税大户。特区报从1982年的对开4版，扩大到现在的日出28个彩版，它旗下还拥有《投资导报》、《深圳青年报》、《深圳周刊》、《汽车导报》和英文《深圳日报》等报刊，1999年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报业集团。

　　荣誉的光环并没有让陈锡添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在特区报副总编的位置上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协助社长总编主管报社全面采编业务。1997年他与报社同仁成功策划了迎接香港回归的舆论宣传；1998年他主持策划“改革开放 20周年”的报道，这些大型的战役性报道，均受到中宣部的好评。1999年12月，陈锡添被任命为深圳特区报总编辑。

　　当笔者采访陈锡添时，他正在为特区报紧锣密鼓地组织策划“国庆50周年”的报道，采访时经常被审阅稿件、请示工作的事情打断。陈锡添说：“当一辈子记者是我的追求。虽然苦点累点，我也心甘情愿。”在他平和的微笑中，我看到他坚定的信念和淡泊的人生态度。

　　谈起自己走过的路，陈锡添对恩师、对母校充满感念之情。他在新会三中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境贫寒而辍学，校长谭顺康鼓励他要克服困难，坚决上高中、考大学，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谈到这里，陈锡添满怀感激之情。他说：“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不是校长谭顺康先生的指引，我不会有今天。我永远感谢他。”谈到人民大学，他说：“人大崇尚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扎实学风，使我受益匪浅，我至今还记得老校长吴玉章‘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决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良机，奋勇前进。’这段话，鼓励自己做得更好，为母校争光。”

　　陈锡添毕业分配到《湖北日报》，不久就承担撰写社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的任务。他曾在《湖北日报》头版几乎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评画的本报编辑部文章。他说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就学过写评画的文章，记得是评王式廓的《血衣》，所以工作后遇见同类题材就能成竹在胸了。这说明在人大新闻系所学课程能学以致用。陈锡添给笔者展示了一张特大的“获奖证书”，那是1992年10月，人民大学李文海校长亲自颁发给他的“建校五十周年校友特别奖”证书。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四十周年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这一新闻中提到了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两篇文章。胡福明和陈锡添为新闻系、为人民大学争了光。1998年他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为了感激母校的培养，陈锡添于1994年把“金枪奖”所得的5000元奖金捐给了人民大学，以表示心意。陈锡添告诉笔者，他到北京出差常常去母校看望老师与同学。在一个雪花飘飞的冬夜，他独自一人在铁一号徘徊良久，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小花园里漫步，红楼灰楼依旧，当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岁月又浮现于眼前，不觉胸中热血沸腾……

　　回顾《东》文成稿、发表的全过程，陈锡添由衷地说：“这首先是因为有邓小平这样一位关键人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来到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讲了一系列很关键的话，才有《东》文。此外说有功，应归功于上级领导的决策，其次是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重视支持及报社同仁的通力合作，要是有一个环节不通，稿子就出不来。”

　　陈锡添感激母校的培育、感激党与政府的关心支持，他为自己确定了新的目标。陈锡添现在还兼任《香港商报》的总编辑，他每周还要到香港办公。他身上那固有的高度责任感与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促使他不断前行，他决心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