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开篇：解构潘石屹主义

　　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

　　特约记者 苏小和 发自北京

　　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

　　对于北京地盘上一些有小资情调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环境简洁的餐馆，几年前，我在那里曾经吃过米粉，是正宗的桂林米粉。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潘石屹坐在那里，一个人，一边哧溜溜吃，一边翻着杂志。

　　后来我再去吃的时候，潘石屹不在，倒是一名女顾客从米粉里吃出了一根头发，和老板理论。老板是个身体粗壮的年轻人，可能是刚刚喝了酒，话还没有说几句，对着客人就把茶杯抡了过去。在场的人大骇，纷纷离去。我听见那个女顾客的哭声中竟然带着小资阶层的温柔，她说：这就是著名的建外SOHO的风格么？这就是你们的管理么？

　　现在，我们又走在通向建外SOHO的路上。和往常一样，国贸桥下是最塞车的地方。

出租车司机牢骚满腹地摁喇叭，他有一些愤怒地说道，“没有修这个什么建外SOHO的时候，这里是不那么堵车的。”我们大笑，说：“连堵车也要怪潘石屹么？” 司机也笑了起来，说不是怪他，而是他在这里赚了大钱，应该把道路修宽一点嘛。

　　电梯间也很有意思，几个在这里上班的人摸着墙壁和门框，说潘石屹用的材料真不怎么样，这么简单的

装修，却卖那么高的价钱，不地道。我们笑着问，既然你们都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还要买呢？众人回答道，因为潘石屹会投机会取巧嘛！

　　众人的评价有道理么？多年来我们了解的潘石屹似乎是从一次准“偷渡”开始的。那是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这个细节有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潘石屹应该提前办理好边境通行证，以他当时的身份，办个这样的证件并不是难事，但潘就是这么毫无准备地闯深圳去了。另一方面，一个腰包里只有80元的穷人，拿出50元请向导，似乎也是个豪赌之举。如此细节，想来出自潘本人之口，他应该是为了强调他去深圳的义无反顾，强调他在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另外一个场合，潘石屹还给朋友们讲了他在海南炒卖房子的故事。那时，他以每平米3000元买进了八套别墅，两个月之后，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购买，潘石屹开价4000元，还没有签单，忽然又来了一位内蒙古的有钱人，潘石屹马上开价4100元。价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气，但买房决定已定，只好愿意出价4200元，将潘石屹的房子买走。但潘这个时候胃口大开，他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后的两套别墅，他买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价。

　　许多年以后，就是这么一个近似于卖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总结为“一改传统方式，用市场杠杆来平衡价格与利润的关系”的典型案例。客观地看，在这个故事里，潘正确预估到了价格上升的空间，他没有慌张地将房子过早卖掉，至少说明他有做生意的信心和机灵。后来他带着这些炒房子赚来的钱到了北京，先是在怀柔注册了公司，然后在一次饭局的闲聊间无意中听旁边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潘石屹深知指标就是机会，于是决定出手，由此形成了北京万通日后发展的底盘。

　　他信奉什么主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潘石屹旧友说，老潘就是靠着他那点机灵混到了今天的模样。他说潘石屹向来相机行事，不墨守陈规。潘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商业领域，教条主义的东西很难行得通，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往往行得通。”这是潘石屹的经验之谈。

　　在我们面前，他微笑着说：“凡事理性分析的人、有文化的人全都没赚到钱。而那些见识比较少的，动脑筋比较少的，却摸着市值了。”

　　他想起那些带着知识带着硕士博士学历闯海南、走广东的人们，想起他们聪明的憋屈，他们有知识，有思考的能力，有不错的见识，甚至还有理想，可是却赚不到钱。而那些基本上目不识丁的广州包工头，凭借着他们的生存之道，财大气粗地走到了今天。

　　潘石屹承认自己就是在读书人和包工头之间找到了某种结合点。或者我们可以总结，潘石屹把包工头的趋利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又把读书人的个性和清高恰到好处地遮蔽起来。

　　我们看到，他的楼盘都有一些文化艺术的佐料，但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你不能说潘是一个文化人，是一名艺术家，可是他却经常折腾出一些文化艺术的话题，让自己身在其中；你同样不能说潘是个锱铢必较的商人，他会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谈到理想，他会说，跟那些包工头相比，老潘的内心至今仍然有理想之火在燃烧。

　　是的，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那个时期，潘石屹除了白天工作赚钱，晚上则就着小小的灯泡读书，读《走向未来丛书》。只是，当更多的人被理想主义烧灼的时候，潘石屹却从理想主义的火焰中抽身而出，走上了具体的发财之路；当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些普世价值的丧失痛哭流涕，几个衣着寒酸的读书人反复书写市场经济定义的时候，潘石屹却直接跑到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开始盘点此生如何积累起更多的财富。

　　在潘石屹宽大的写字楼里，我们很想和他谈一谈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谈一谈90年代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如何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可是他却总是闪烁其词，只是和我们反复谈起他的商业模式，谈他的公司如何在遭遇资本市场冷遇之后终于成功上市。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关于潘的财富故事，早已经远播四方。他自己也调侃自己每次见到媒体都在说着同样的观点，叙述着同样的故事，可是却对我们另一个向度上的探索并不配合。

　　然而，像潘石屹这种在80年代接受过启蒙主义教育的人，主动放弃理想主义性格，走上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道路，究竟更多是一种环境的逼就，还是内心使然？

　　有很多问题需要提出：

　　为什么潘石屹不继续留在机关里慢慢往上爬？凭着他的机灵，潘应该是能爬到一官半职的。要知道，农村出身的潘石屹，从父母那里传承过来的人生价值观主体应该是从政，而不是发财。在官场的阶梯上苦苦爬行的人太多了，潘石屹本应该走在这样的路上。

　　为什么潘石屹能够很早地放弃读书人的清谈作风，转而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商业方法？这种方法论的改变几乎决定了潘石屹商业上的成功。

　　为什么潘石屹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在

房地产经济的灰色地带栽跟斗？潘起步做生意的时候，正遇官倒流行，只有那些手中握有官家资源，有能力进行官倒的人们才大张旗鼓地做生意，他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巴结官场，巴结资源。潘石屹从来都否认自己有深厚的官家背景，也不承认自己曲意逢迎，暗箱操作，这在土地资源完全掌控在政府官员手中的制度环境下，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但无论别人怎么怀疑，潘石屹的确没有在行贿受贿方面曝出丑闻。

　　他与他们的距离

　　潘石屹的好友冯仑曾经开玩笑说，潘得益于三个人，一是邓小平，二是冯仑，三是潘的妻子张欣。潘石屹刚开始对这样的总结心存不平，事实上冯仑可能道出了本质。在很多场合，潘都喜欢借用邓小平先生的语录说话，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争论，等等。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潘这一批人的福音。南巡讲话为潘石屹们指出了一条通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理想丢到垃圾站里，把启蒙锁进书柜中，每个人都应该奔着财富而去。

　　潘石屹的父亲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孩子，你要出门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现在看来，潘石屹把老父亲的话贯彻得浑然天成，儿时的经历成为他的行动基础。潘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死问题。他说起他的出生方式：一个接生婆用满是灰尘的手把他从母亲身体里拉了出来，父亲尝试着给接生婆提出建议，希望她能把手洗一洗，以免感染，但是这个接生婆说，她接生孩子从来没有洗什么手。

　　如果说如此不洁净的出生方式尚属于父母的口耳相传，那么潘石屹早年的饥饿感则是他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他记得没有饭吃，父母只好把两个妹妹送人，最后甚至想把潘石屹也送给人家。潘说送两个妹妹出去是为了吃饭，送他出去则是父母想让潘石屹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是最后一刻，妈妈依依不舍，潘石屹才留在家中。

　　来自同龄人的比较可能让我们更加看清楚潘石屹。

　　潘是1963年生人。这一年出生的国内房地产商人，有天津的孙宏斌。和潘石屹的成功相比，孙可以说是失败。孙四处圈地的时候，潘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着，他似乎完全没有体会到土地储备对一家地产公司的重要性，他到处宣讲他的公司的商业模式价值，他的项目所带来的新生活范式，他甚至对孙宏斌巨大的土地储备行动嗤之以鼻。两个人的行动造成了两个人的不同结局：以今天的市场形势看，孙当年的圈地行为似乎具有前瞻性，如果他能挺过难关，今天风光的就不是潘石屹了；而潘石屹当年没有积极拿地，只是沿着一个一个项目精心打造，无疑是为公司带来了资源上的不足，特别是在公司海外上市阶段，更是遭遇到了市场对他的土地储备不足的轻视。一直到最近，潘石屹还是在土地储备上发力之后，尤其是在拿到北京三里屯南街和前门改造地段之后，才取得海外资本市场的信任。

　　可以说，正是稳健和精耕细作的风格，才形成了潘石屹今天的气象，而趾高气扬、雄心万丈的孙宏斌却被自己圈起来的土地压垮。熟悉他们的人，都记得孙宏斌高昂的头，紧绷的脸，也都记得潘石屹的笑容，他似乎在任何时候都对着别人微笑，即使他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别人也都说，那是潘石屹正确的假话。

　　另一个年龄接近的地产商人，是1961年出生的周正毅。周的故事妇孺皆知，先是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获得三年监禁，狱中竟然向狱警行贿，享有优厚待遇，出狱不久，又被再度起诉，这一次罪名更多。外传周是有大背景的人物，在上海滩上曾经左右逢源，可以不花钱就拿到大好地皮。我们曾有机会面见周，听他豪迈地宣讲，谁谁是他的朋友，谁谁又是他的敌人，似乎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相比之下，潘石屹这方面的传闻就少之又少，甚至少过了王石、张宝全，也少过了任志强，就连冯仑都有这方面的传闻，尤其是冯与天津泰达的合作，被外人嘲笑为冯仑的逢迎之举，而潘石屹每次面对媒体这方面的疑问，却都信誓旦旦，指天发誓，他决没有任何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劣迹。

　　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同龄地产商人，是湖南郴州的邢立新。之所以把他提出来比较，是因为邢曾经是一名不错的诗人，他在艺术方面的天分，应该在潘石屹之上。但邢立新的诗歌天分在与官员勾结之后，却造就了国内房产市场官商联合牟利的奇迹。他动用市委书记的大权，用政府公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基层官员购买他开发的房子，如此恶劣手段，最终导致市委书记下台，他自己自然也锒铛入狱。

　　估计潘石屹听到这样的营销手段，也会生出惊愕的表情。潘的理智就在这里，他不会用一种艺术的张狂来左右商业，他的那一点与艺术有关的气质，仅仅当成了房地产开发的面具和小资情调，而不是方法。

　　和孙宏斌相比，潘石屹多了一份谦虚，一分和气；和周正毅相比，潘石屹多了一分满足，一分距离；和邢立新相比，潘石屹则多了一分尺度，一分理性；和那些仍然在理想主义道路上奔走的知识分子相比，潘石屹则多了一分世俗，一分投机，一分随波逐流。

　　他的身上有农民的谨慎，小官员的逢迎，读书人的狡黠和艺术家的取巧。当一个时代开始整体性地放弃理想主义追求，偏离自由价值建设，彻底转移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单向度的物质主义道路上时，潘石屹的个人性格与之发生了巨大的共鸣。潘石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

　　即便是谈到信仰这样崇高的问题，他也习惯谨慎、闪烁其词。他的妻子倒是直接告诉媒体，她已经皈依巴哈伊教，但潘石屹却不会如此直接说出内心的风景，他说，“我既不是信佛教，也不是信道教，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我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