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第三种可能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对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地位，通常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中国的体制不适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肯定出问题，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认为全球化是对中国的改造，世界会用比较先进的规则改造中国，中国将会和世界接轨，首先讲的是和市场经济接轨，还有讲民主制度接轨，只是没有明确说。我有一个看法，现在来看，除了这两者，恐怕也有第三种选择和第三种可能。

　　这第三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中国演变了国际规则，而不是世界演变了中国呢？当然，过去我们经常讲要解放全人类，要用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拯救世界上2/3的苦难兄弟，现在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转变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已经形成的某些规则。在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面前，国际上经济学界一片唱赞歌的声音，这包含了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办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无奈。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这种状况应该是世界上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的，但是现在左派、右派都想用中国的高增长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注解，所以出现了左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的自由竞争还不是很发达，右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福利水平很低。

　　随着全球的资本拥进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流向全世界，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世界的两大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趋势：福利国家必须降低福利标准，而自由贸易国家好像最后将不得不重塑贸易壁垒，否则对中国都无法应付，而且这仅仅是开始，这的确是很值得研究。这个现象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批评，国际的批评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所谓要求

人民币升值只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很初步的反映。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左派赞扬中国低自由和右派赞扬中国低福利的状况，不久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判中国低自由，这是迟早会出现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在于低工资，我觉得仅仅说中国低工资不能概括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现在中国所有要素价格都很低，如果说中国的低工资是因为劳动力充裕，那中国的低土地成本又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的土地显然不多余。中国低成本使用资源，低成本使用环境是因为什么呢？中国显然也不是资源大国，也不是环境特别好的国家。而且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也是特别廉价的，尤其我们长期以来采用追加公共资金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可能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进行招商的(就是说你能够招来多少钱，我的公共资金会等量投入多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追加多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使用、资源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劳动的使用都是廉价的，所有这些因素汇到一起，根本在于目前中国体制上利益的博弈不充分，公民社会的进步很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反常地压低所有的一切价格。因此，这种趋势的发展，使得福利国家的趋势不能持续，而且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国内的社会紧张，实际上也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紧张，全球化机制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稀释到全世界，我这里讲稀释而不是化解，因为这种现象很难说是化解。之前，所谓的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左或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博弈，但是在福利国家往往看到责任比较大的国家，当然权力也比较大，所谓自由放任是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它的责任也不会很大，就是说它一边要求权小责也小，一边要求权大责也大一点，但是很少有提出权要大，责要小的主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

　　法国5月份大选出现的萨科奇，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强化在权力上国家更加强大，这和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福利包袱要卸除，就是在责任方面他要妥协，这就要求更大权力和更小责任是兼而有之的，这种倾向在以往的西方权力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你很难说萨科奇是传统意义的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你说他是左派，他主张低福利，你说他是右派，他又主张大国家，这个东西很难说。劳资关系失衡、失业增加、移民问题、公共财政困境，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积聚，最后一些人会发现，像中国的做法还是不错的。当然萨科奇是走的第一步，如果沿着萨科奇的道路继续往下走，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小，最后我讲得不好听一点，世界中国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中国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福音，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福音，而是这两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我想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要改变这种趋势，我觉得也很简单，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要作出努力：一个是为自由而限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中国的未来改革中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就是所谓为福利而问责，中国的低福利状态也必须转变。的确，我们应该继续扩展全世界已经被证实为有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那些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扩展现代国家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要保证这种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是真正的“正福利”。我们国家长期一直搞二次分配，过去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二次分配往往搞成了“负福利”，就是有权力的人收入也多、福利也高，无权力的人收入也少、福利也低，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比一次分配下降，反而还升高了一些。

　　我们现在要讲建立现代福利制度，首先要避免二次分配，由于我们的体制缺陷，反而变成了向有权有势者倾斜，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盖福利房，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觉得，福利房就看什么企业在盖，如果是私营企业，如果是全部开放竞争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为他们的职工盖福利房，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如果是

垄断行业，如果是用垄断的方式获得了高额利润的行业，在他们很不正当的高收入的情况下再增加高福利，我觉得就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避免的，就是“尺蠖效应”，所谓“尺蠖效应”就是说不管是实行放开的政策还是收紧的政策，都有那么一些得利者，另外相当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得利比较少的。

　　比如，2005年法国发生移民骚乱，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移民骚乱，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骚乱。发生了骚乱以后有朋友曾经问过两位法国朋友，说这个骚乱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呢？当时两位法国朋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给穷人盖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可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老实说，自由多，这些人就会私搭乱建，就会形成所谓贫民窟，如果福利多，就会出现大片的福利公屋区，但是中国这两种在过去都没有，都是单身住工棚，两亿多人生活在单身工棚中，我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是有很大隐患，也会产生畸形的一代。中国很多的留守儿童，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见过父母，很多孩子都是在不太正常的氛围中成长，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价值判断，乃至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是被扭曲的，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很难设想。我想，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有一些违章建筑，还是国家给他们解决一些福利房(中国最近在花力气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对于维持两亿多人的家庭生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会有很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