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市场经济的迷思

　　本刊记者 赵灵敏

　　从最初的“猫论”到今天的“和谐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程。15年间，中国缔造了经济奇迹，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所创造的生产力可以说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在15年当中从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发展成相当不平等的国家。当初的万众一心，已经为今天的利益分殊、心态不一所取代，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在一刻不停地拷问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

　　显然，实践的背后，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困惑和迷惘：自由竞争是否就意味着弱肉强食？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什么？金钱万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吗？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道德败坏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显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能够持续，至关重要的是给予这些问题以正本清源式的回答。

　　都是市场惹的祸？

　　自2004年的郎顾之争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人试图把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腐败等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似乎中国社会目前的一切罪恶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很多既得利益者也对此推波助澜。流风所及，社会上甚至兴起了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怀念之风，认为那是一个分配平等、充分就业、没有腐败的好年代。

　　但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的是自由的竞争环境、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等，这些条件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具备，但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而计划经济则要求有一个无所不能的、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独一无二的中心，这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已故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成名作《选择的自由》中就认为，由于政府身为执政者，是很难对各界的利益团体做出切身的体会及选择，是故历史上能作积极主导而有大成效的政府实在少之又少，反之导致社会失衡的例子倒多如恒河沙数。

　　在今天的世界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市场经济国家，被世界公认为是最接近于人类理想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也是最廉洁富裕的国家；我们的香港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但也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分配不公、腐败等现象的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目前的诸多矛盾并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而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

　　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虽然中国97%以上的产品价格已经完全放开，绝大多数企业投入产出销售等各环节不再受政府控制，但对中国而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资本、劳动力，土地基本上是国家所有。资本的配置在企业缺乏自有资本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从金融机构借入的资金，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金融机构业务还受政府干预，因而通过借入资金配置资本资源往往是低效率的。人才流动则受户籍管理制度限制。所以，从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大资源来看，不能说中国市场化程度很高。

　　今天，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政府在很多时候仍是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主体、投资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通过他们的官员来配置，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资源配置权被异化成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于是，一个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相当程度上是依照其与权力的关系远近而定的，最终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差序格局。

　　一方面，政府在应该退出的竞争性领域迟迟没有退出，另一方面，在构建市场经济必须的法治环境和照顾弱势群体方面，政府虽有作为却依然饱受批评。拿广受关注的五大改革来说，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拆迁，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缺少明确的补偿政策，加上一些地方官商勾结，严重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本身就有巨大争议。

　　因此，中国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要市场还是要计划的问题，而是哪些应该市场哪些应该计划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如何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的问题。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市场经济的产生固然和民主政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持续，却必须有赖于法治和民主。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场的名义来论证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因为他们不想人民来制约他们的行为，分享他们的利益。以市场的名义是因为他们要抵御政府来干预。每当政府有些动作，总会有代言人出来替“市场”辩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内部人改革的方式，使民众能够参与改革，同时对权力进行制约。这些，显然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市场经济必然产生道德滑坡？

　　伴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形成，人们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法制意识正在增强，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已有不同程度的加深，道德主体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正逐步得到确立。

　　但另一方面，中国今天身处的时代，是“义”与“利”相撞最为惨烈的时代——当道德、理想、亲情碰上了金钱，立刻败得溃不成军。坑蒙拐骗、伪劣假冒、谋财害命、拐卖妇女、贪污受贿、见死不救等现象的出现频繁到了人们见怪不怪的程度。更严重的是，面对这些现象，社会大众的道德是非颠倒良知麻木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道德崩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关乎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成败。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西欧得以产生。而在中国，经济伦理的缺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缺乏一种可持续的精神力量和感召力。

　　对于道德滑坡的原因，人们除了谴责始作俑者的道德败坏，更多是归咎于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的本性。但考虑到西方社会的道德状况，这种看法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目前经济伦理的失效，有历史的因素。由于近代以来的破坏，如今的中国既缺乏法律，又缺乏宗教，人们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从精神层面来说，我们的市场伦理先天不足，并没有培育起诚信、合作意识以及其他成熟的市场伦理来。肤浅的实用主义仍然牢牢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只是从政治崇拜转向商品和金钱崇拜而已。很多人只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而不知道他在《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人性光辉，这并不是偶然的。

　　另外，这也与中国传统道德的内在缺陷有关。从根本上讲，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贤人道德观，它是以“人人皆可为尧舜”为前提的；其道德追求和道德目标是为人利人，舍己取义。这种道德只能是少数人实行，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将人们实际上做不到甚至连倡导者自己也不想做到的圣德作为常德推行时，恰恰使道德约束普遍失效。

　　与传统的贤人道德观不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一种“底线道德”，或曰“道德基准线”，肯定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意愿的满足，并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的应尽义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道德理想不再是被强制推行的和被动接受的，而是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仍然并没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要么是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先进事迹教育大众，但这样的理想人物，在现实中不过是特例而已，很难有普遍的说服力。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种道德教育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难以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

意大利、韩国为代表。福山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之外。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例如：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

　　从这一点上来看，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石齐平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